终于不是诗了，盆友们开心吗！

一

我从派出所里出来的时候，天刚刚擦亮。夏天夜短昼长，天亮得早，人也起得早。虽然还不到六点，街上已经慢慢热闹起来，马路两边摆起错落的摊位，都是果蔬杂物，附近小区的住户也在这个时候出来，多半是老年人，准备一天的吃食。人不算很多，但街道狭窄，所以略显拥挤，人们彼此又熟识，除买卖招呼以外，还有许多日常的闲话，就称得上有早晨的生气，混乱也鲜活。他们从派出所的门前经过，看到我走出来，于是纷纷看着我。

他们看我是有原因的。我现在的情形很像犯人：左右是父母，拽着我的胳膊，后面跟两个警察，手里拿着笔和本，本上面记着所有我们说过的话。派出所的位置很巧妙，位于一个丁字路口，两条窄街在门前交汇，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得见，况且还有四五级台阶在门前，就更引人注意。有路过的人停下来和警察打招呼，说方言，我听不懂。看神情，大概是在问出了什么事情。警察回答说“没事没事”——这句我听懂了。于是又说些别的，有其他人放慢了脚步来听，朝我们笑笑，然后继续走路。

我看着眼前的这些人。我分不清他们的脸。我想他们的笑大概是善意，但是羞于接受，当他们的视线转过来时，我就要掉过头去，看台阶旁边的一块地砖，或者斜对面冒着热气的蒸笼。这样站了一会儿，警察说你们可以走了，我的父母又转身回去握手道谢：实在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警察问，还要再跟他见个面吗？告告别什么的。我们可以帮你联系。我没有说话。我没有回答的权利。我的父母说：不用不用，够麻烦你们了，我们这就走了。于是我们三个人走下台阶，穿过人群的空隙，顺着纵向的一条街道往外，一直走到主干道上。

这条主干道要比窄街宽好几倍，路面更加平整和细腻，来来往往跑过很多车，流量不低于一些二线城市。我们就站在路边，等有出租车过来，然后去火车站。票需要现买，好在这段时间不算人多，不至于没有座位。边等，边回过头去看窄街里处，不过二百米的距离，派出所蓝底白字的标识立在那里，台阶上空空荡荡，警察回去了，也没有别的人出来。这个路口真是拥挤，派出所，医院，宾馆，二层商场，甚至一个小健身房，但进出的人寥寥，看起来都带着失望。我的父母叫我上车，于是我上了车，司机用蹩脚的普通话问了目的地，然后打火起步。一直到车开，派出所的门口都是空空如也。车速很快，窗也开着，天又下过雨——这里总是在下雨，绵绵地下过一夜；和司机语言又不通，所以气氛不是很活跃，谁也不先说话，也没什么好说的。

火车站离县城还是有些远，车程要二十分钟，算在郊区。价钱要得高，也没有心思还价。给钱下车，看到进站口的特警平端着枪，大概聊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脸上带着笑的。出租车转个弯就离开了，没有留下等客的意思，车顶的小屏幕上一行红字一闪而过：“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欢迎您。”

二

陶陶是我在火车上捡到的。

我出远门的原因，说起来大概会被嘲笑。其实是这样，在北京上学几年，遇到难得的假期，所以从北京赶回老家县城，见一些很久没联系的朋友，说些闲话也是高兴的。见面的方式简单粗暴，就是喝酒，中午出门，转场三次，有烟和扑克作陪，一直喝到凌晨。印象中絮絮叨叨说了很多话，其他人后来都沉默了，听我一个人絮聒，从小时候的鸡毛蒜皮说到对未来的期许，说得到的荣誉和受过的委屈，说对生活的不满，说一个个喜欢过的女孩子，终于到了词穷的时候，大家才意兴阑珊地散场。县城不大，所以不用相送，各自回家，约好有空再见。家在城东，酒场在城西，一路摇晃着沿河边走，路上没什么行人，路灯大张着眼睛，投下一轮轮的光影。我在光影里摇来晃去，看影子缩短又拉长，中途在行道树下尿了两次，腰膝酸软，头脑昏沉。

这样沉寂的夜晚，再轻微的声响都听得清楚。所以在听到那个流浪汉的拐杖拖过柏油路面而发出的刺耳声响时，我是愤怒并且急于发泄的。那个流浪汉在县城里寄生多年，他不是本地人，因为他说的话谁也听不懂。拐杖也不是什么正经拐杖，而是建筑工地上拾来的一根钢钎，一头弯曲，大概是废弃了。从小学开始，他就出现在我的必经之路上，每天固定的时间，拖着钢钎从一条小巷里拐出来，背上有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子。县城的每一个垃圾箱他都翻过，每一家饭馆他都进去乞讨过，后来竟然也有了朋友，和那些坐在政府机关台阶上晒太阳乘凉的大爷大妈成了知己，常常聚在一起聊天，有时也和他们打长牌。老招牌的饭馆一个个关门，打牌的人一个个去世，只有他十几年来还是同一副形象，背着袋子到处翻捡垃圾，好像一开始就和我们一起存在。

不得不说，他的人很好，虽然没有和他打过交道，但每次碰到他，他都会对着我笑。很朴实又很羞涩的笑，没有恶意，甚至带着惭愧，然后退到一边让路，尽管路是那么宽，完全没有必要。有人自愿为他理发，有人送他衣服鞋子，有人试图和他攀谈，想知道他到底家住哪里——他在众人面前沉默寡言，用笑脸来应答。我对他同样没有恶意，也说不上好感，只是尽量避开，不想和他碰面。然而就在那晚，空荡荡的滨河路上只有我和他两个，他拖着拐杖从对面走过来，正迎上喝得烂醉的我。当时他大概也是笑着的，然后拘谨地朝路边退让，而我适时地被自己绊了一个趔趄，先撞到他，然后倒地。流浪汉慌了神，嘴里发出叠叠的惊叹，扔下拐杖和蛇皮袋子过来扶我。

“你撞到我了，”我说，“你撞到我了。”

“没有，没有，不是……你先起来，先起来。”他已经能说一些方言，而且我听得懂。

“我说了，你撞到我了。你说怎么办吧，嗯？怎么办？”

说话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从地上爬起来了，踉跄着逼问他。流浪汉缩回了手，焦急地说些什么，这回说的话我没有听懂，只有一连串苍老无力的字符，从我的耳朵里进来又出去。

流浪汉的蛇皮袋子蜷在地上，袋口松垮垮地敞着。它落地的时候我听到了啤酒瓶碰撞的声音。我弯下腰去伸手摸索。流浪汉似乎明了了我的意图，一瘸一拐地后退，一边还在喋喋着，企图用语言来施以软化。他的话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是惹人的噪声和沙哑虫鸣，是我期望从世界上消失的东西。所以我握住一个酒瓶，抬手朝他砸了下去，不偏不倚，正中额头。他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剩下半句卡在喉咙里，咕噜咕噜地怪响着，随着他的倒地一起陷入沉默。

啤酒瓶的碎片到处都是。我的神经滞后于行动，过了很久才意识到把瓶子抡出去了。流浪汉仰面躺在地上，身体还在颤抖，血顺着额角往下，流过耳廓又滴落在地上。那时我终于感到了恐惧，像冰冷的潮水攀上背脊，大面积地渗入，瞬间清醒无比。我杀了一个人。我杀了一个人。我杀了——我扔下手里的酒瓶，开始沿着大路跑，使出全力地跑，不敢停下来喘息；身后有无数双张扬的手，在急匆匆地追赶。我跑过三个路口，两座闪着彩灯的桥，医院县农行和人民政府，跑过小区的门和一条幽长的楼道，靠在自家的防盗门上，不停地呕吐，一直吐到胃酸逆流，然后倒在地上。楼道的感应灯忽地灭了。没有人来开门。

第二天，我跟父母说要出门旅游。我妈觉得这是件好事，总是待在家里，人会变得松弛和懒惰。我爸向来不太过问我的事情，我妈同意也就是他同意。问我想去哪里，我说昆明——前几天看到朋友圈里有人去了云南，所以觉得昆明是不错的地方。又问我为什么突然想去旅游，我说在家很闷，什么事情也不想做，出去走走也挺好。这个回答很符合她的想法，所以很快买了票，开始收拾东西。

流浪汉的事情我并没有忘记，后来专门又去了那条马路一趟，哪里还有他的踪影，拐杖和蛇皮袋子都不见了，包括地上的酒瓶碎片和血迹，都被清理得干干净净。我想情况应该不是很严重，说不定他正在县城的哪个地方翻捡垃圾或者乞讨；我也想过去其他地方找他，向他道个歉也好，最后还是没有行动，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我还是更希望不要再和他碰见。

三

K次列车，乌鲁木齐开往昆明，运行时长64小时38分。从兰州站上车，运行时长40小时，这意味着要在火车上度过两个夜晚，外加零碎的白天。

我的大多数出远门的记忆属于兰州。在北京几年，不喜欢那里的路况和天气。其实北京的路况不是混乱，属于井井有条的一种，虽然车流量巨大，停滞时也是有序的，这和它同样繁忙的市容相配套。三里屯的酒吧里酒色弥漫，国贸上的日光灯熄熄闪闪，北京人是永远不睡的，他们的夜晚亮如白昼，甚至更为顽强和丰富。兰州的拥堵却是人为，大面积的路面翻修，最近几年快速公交和地铁的修建，路面窄了，交通就总是在堵。也有人的因素，司机们开车急起急停，天性中有急躁，红绿灯的规矩也简单粗暴，多出来一份剑拔弩张。这是外地人对兰州的共识，也是兰州给我的深刻印象。

至于兰州车站，不用多加赘述，天下的车站都是一样，大片的匆忙的人流，皱起眉头快步奔走，外来的异客躺在广场上，有的自带铺盖，有的什么也没有，招徕客人的男女举起印有宾馆名字的牌子，来回穿梭叫嚷。车站外围一溜摊位，擦鞋，报纸，旅游地图，手机贴膜，麻将牌九作弊，不一而足。再外围是摩的的天下，各地方言交汇，殷勤地搭讪和询问。车站外很热，没有遮挡，检票的人坐在工作亭里，面无表情，动作迅速。候车室总没有空位，头顶的喇叭不停地在响，某趟列车开始检票了，哗啦啦站起来一群人，立时形成散乱又紧密的队伍，拥挤嘈杂。这是我最厌恶车站的时刻。

从西北到西南，列车沿途停靠29站，兰州算是中途。其实相比去程，人并不算多，这是新疆地区棉花成熟的时节，大批大批的人从甘肃、青海、河南、湖北甚至浙江奔赴南疆，去从事棉花采摘的工作。冬春正好相反，西北地区的人大量外出到北京、山东、浙江、广东，找一些挣钱的活计来做。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仍然像候鸟一样，追随着气候时令，在东南西北辗转。

因为之前已经行驶过一晚，所以车上的卧铺已经被睡过，前面下车的人没有整理，列车员也不会来更换。铺面并不干净，可以看到黑色的鞋印和橙红的泡面汤渍，甚至星星点点的血迹，不知是谁挠破了腿脚或手臂，留下一点主人的纪念。同站上车的几个成都姑娘站在过道里，背着书包犹疑不决，四处问旁边的人，之前睡在铺上的是男是女。人们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架势，不抬头也不搭腔，态度好些的摇一摇头，说声“不知道”。过道拥挤，新上车的人过来过去，难免有磕碰，谁踩了谁的脚，谁的箱子磕了另一个人的膝盖，又多了几声道歉和咒骂。

我的全部家当都在一个书包里，除了洗漱用品、三本杂志和两个充电宝，还有几件换洗衣物，占地不多。另外还有不多的一些速食食品，是上车前在车站外买的，拿出来后顺手放在卧铺边的小桌上，占去一半空间。对铺的人又放下自己的东西，占去小桌的另一半。其他乘客陆续安置完毕，长舒一口气，车厢里拥有了少时的安静，是期待也是不安，等到车轮缓缓轰鸣，才算步上正轨。我的铺位是下铺，也是公共座位，中铺和上铺的人放好行李，顺势在下铺坐下，也有独自一人，不愿参与交谈的，早早蜷在床上，陷入漫长而细碎的睡眠。

火车在快速行进，四个成都姑娘是相熟的，聚在一处交谈。说的是四川话，虽然是方言，但大体能听懂，不免注意起聊天的内容，侧着耳朵去听。其中一个转过头来和我搭话，问我是哪里人，在哪里下车，做什么工作。知道我是大学生，又问我年龄，之后嬉笑一番，感叹年轻的好处。其实自己也正当年，二十多岁的年纪，刚上班不久，趁假期结伴出游，去了青海湖和茶卡盐湖，在兰州中转乘车回成都。说到青海湖，形容词是匮乏的，只是说它的广大，湖水和天的界限模糊，分不清哪里是尽头；茶卡盐湖很漂亮，也很干净；再就是说兰州的拥堵，“黄河母亲”的雕像原来那么平常，黄河也那么浑浊，白塔山是一个无趣的地方。还说兰州拉面——兰州本地人并不认同这个称呼——觉得碗大且可口。有人打开箱子，给我看她买的兰州百合，问我是不是正品，很常见的包装，明显是作为礼品，我说并不能判断，但拿去送人总是好的。对面下铺的姑娘是永登苦水人，在昆明工作，问她们知不知道苦水玫瑰，于是另一个箱子被打开，里面有一盒苦水玫瑰的花茶，也是礼品。

说完兰州，又说到成都和昆明，其实是一些有名的景点，春熙路，锦里，滇池，西山，各自以主人的身份介绍和夸奖，夸漂亮的景色，也夸湿润的气候，转过头和兰州做比，说起每天早上因为干燥而流鼻血，也是共同的经验，更觉出南方的宜居，连连地感慨“西北太干了，西北太干了”。又说想去敦煌，想看月牙泉和壁画，觉得一定很美；我说还是不要去了，昼夜温差太大，白天热，晚上冷，你们受不了。说到冷，大家都打一个寒颤，车上的冷气开得很大，户外又热，上车前都是短袖短裤，现在就觉得单薄。加上时间晚了，多少有些困意，于是自觉散开，各自回到铺上，裹着被子准备睡觉。其实很难睡着，一来没有熄灯，二来车厢里仍然很吵，尤其是小孩子，这个时候显得精力充沛，尖叫着跑来跑去。铺位也是狭窄的，翻身都很困难，但还是闭上眼睛强行入睡，因为知道睡眠的难得，所以争分夺秒。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凌晨两点左右，火车正停在站上。行进的火车像一张天然的摇床，晃动中有反复的规律，容易催人入睡，可以说是舒适。人们形容舒适时喜欢用“船摇晃在大海上”进行比喻，这种经验我是缺乏的，唯一一次乘船的经历是在小学，从大连到烟台，只记得甲板上的风和下雨的早晨，其他一片模糊。却记得早起看日出时有多冷，因为下雨，所以拢起很厚的云层，太阳缓慢挪上海平线，也是有气无力，朦朦胧胧一层灰色的橙红，绵薄而且惨淡。海风是深入骨髓的冷，带着水汽渗进来，于是同时感到冰凉和酸痛，大概类似于风湿患者，觉得双腿涨满水分。车厢里的冷也是这样，膝盖和小腿发凉发酸，总想起那天早晨的海水，视觉和触觉得以连通。此外还想到蒸馏水，说不清属于嗅觉还是味觉，总之感觉相近。

睁着眼睛躺在铺位上，头脑还是混沌的，默默在心里计算行程，两天的时间是这样不经用。火车剧烈晃动一下，继续平稳行驶，眼皮又重了一些，处于一种困倦的胶着状态，很累，闭上眼睛又难以入睡。恍惚间看到过道里站一个孩子，借着连接处的光，可以看到他是面向我的，两只手垂在腿边，紧紧攥成拳头。看不清脸上的表情，似乎是抿着嘴唇，眼睛很亮，像是闪着光的。我的书包放在脚边，里面有钱和卡，虽然是个小孩子，仍然睡不安稳，索性坐起来，看他要做什么。小孩儿看到我起来了，迟疑一下，然后迅速地跑开去，转眼不见了踪影。我担心他要再回来，所以没有立刻躺下，又在铺上坐了一会儿，除有列车员偶尔打着手电走过，什么都没有。我把书包从铺尾挪到枕头旁边，再次强迫自己入睡。

白天的时间乏善可陈。同车厢的人，虽然搭过话，也是到此为止，毕竟还是陌生人，不愿意有深入的交谈。我把三本杂志拿在手里轮流地翻，看不到什么吸引眼球的东西，也沉不下心去详读其中任何一篇，发呆，看手机，去吸烟处抽烟，睡觉，醒来继续发呆。这样来回反复，时间到了下午，四个成都的姑娘下车，其中一个说有空来成都玩，我要下了她的联系方式。又有新的人上来，两个大叔和一对夫妻，都是沉默寡言，很少说话。对铺苦水的姑娘一直侧卧着，不知道是睡是醒。整个车厢都陷入寂静，是夕阳下山前的午后，乏闷的空气培养了困倦。

陶陶就是在这时再一次出现的。他从过道里一路走过来，在我的铺位前停下，像凌晨的时候一样，站在那个位置，没有离开的意思。我说：“过来坐。”他就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我拿了一袋饼干给他，他也没有推脱，伸手接了过去。我看着他吃东西，问他爸爸妈妈在哪里，他摇摇头。问他在哪个车厢，他又摇头。再问他的名字，他指指自己的喉咙，然后摆手。这下明白了，他是哑巴。于是从书包里掏出纸笔给他，让他写。他在上面写“陶陶”，是他的名字；又写“建水”，是他的住处，云南省红河州建水县。再让他写父母在哪里，他写：没有。然后又写：不去找警察，我没有票。

陶陶的字越写越多，他的事情我也有了大概的了解。似乎是父母双亡，被叔叔收养，但叔叔对他不好，又把他转给了别的亲戚，一转再转，一直转到新疆哈密一带，被当做童工来用。实在受不了，所以跑了出来。知道昆明是云南的省会，所以躲过了检票口，爬上这趟火车。十多岁的孩子，如果真是这样，的确算是机灵。但这个故事我并不信；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诈骗组织的小骗子，博取别人的同情，然后窃取财物——这种情况也是确乎存在的。所以我说，这个事情太严重了，必须要告诉列车员，让他们来管，我帮不了什么忙。小孩儿急了，又写：想回家，求你了。我说真的不行，我没有帮助你的能力。始料未及的是他开始哭，不是嚎啕，而是压住声音的抽噎，整个身子一抖一抖的，发出急促的换气声。对面的姑娘翻过身来，惊愕地看他和一脸窘相的我。正好听到有列车员过来换票，我对陶陶说，你看，警察要过来了，你要再不走，我就带你去找他。陶陶也顾不上擦眼泪，扔下纸和笔，又沿着过道跑开了。这时候我才有空去跟对铺解释：不知道哪里来的熊孩子，非要我把这几本杂志给他，我不愿意，他就哭了。姑娘笑着说，这种小孩儿就应该多吓吓，也不知道家里人是怎么管的。我说是啊，现在的小孩儿，都不得了。

晚上我没办法睡得踏实，总是担心陶陶半夜会来，半睡半醒地过了一夜。但他并没有出现，直到第二天早上下车以前，都没有见到他的影子。我反而有点担心，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一个人在哪里凑合了一晚，但又觉得去找他是件荒唐透顶的事情，没必要给自己添一个大麻烦。早上10点半，列车准点到达昆明，我和对铺的姑娘一起下车出站，在出站口告别。转过头想要看看四周，确认一下大概的方位，却突然发现不远处的人堆里有个小孩，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正是消失了一个晚上的陶陶。

四

因为出门前宾馆订的是单人间，现在又要住两个人，宾馆的前台说不想换房也可以，但是要求加钱。房间在十四楼，是公寓式的构造，一厅一厨一卫，空间算宽敞，除了床以外还有一条三人沙发。陶陶主动提出来睡沙发，我也没有客气，就这么同意了。

站在窗口往外看，能察觉出昆明的不同，比想象中要更加现代化，道路更宽，视野也更开阔。气候的确要温和一些，相较于北京和甘肃，是称得上潮湿的，而且多雨——从下车开始，雨就断断续续下个不停。天色反而呈现出奇特的明亮，云层的颜色是灰里带橙，更显得高和远。这样的天气，加上睡眠不好带来的疲倦，也就放弃了外出的打算；到昆明来原本就没有什么预定的旅行计划，也不了解有哪些值得一游的景点，要去滇池，一查线路，要去火车站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自己又经常晕车，就觉得麻烦，自己安慰自己说，不过是面积更大的湖，去的话大概又会失望，不去也算不上什么损失。

比起劳累和晕车，更让我觉得麻烦的陶陶——我实在不放心扔下他一个人走，火车站人多眼杂，有几个同学都在昆明车站丢过东西，前几年还有暴力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所以先入为主，对昆明车站有几分惧怕。陶陶是小孩子，又是哑巴，发生意外的几率很高，孤身一人在城市里，生活得也会很艰难，最后还是决定把他带在身边，同吃同住。带回来以后又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自己没有主意，还是要问他。倒是陶陶先跟我打手势要纸和笔，很认真地写：谢谢哥哥，你是好人。我说陶陶，谢我也没用啊，我还是没办法帮你。我还是觉得把你交给警察比较好。陶陶听完我的话，使劲摇头，又写：我想回建水。我说好，我们来想一想，回了建水以后，我们怎么办？你又没有什么亲人，我不可能一直带着你的。陶陶也愣了，一下子泄了气，瘪着嘴坐在沙发上发呆。而我一直在想怎么说服陶陶去找警察帮忙，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原因，这么排斥警察。不过想想，我和他差不多大时也很害怕警察，觉得警察很凶，冷冰冰的。

这么干坐了一会儿，我说：“陶陶，你渴不渴？我去烧壶水。”刚站起来，陶陶一把扯住我的衣服，突然特别激动，然后又趴在桌子上开始写。“有和爸爸在一起上班的叔叔，我知道他家在哪，去找他好不好？不找警察。”我看着他雀跃而期待的样子，心头涌上一阵怜悯；我没办法拒绝他，尽管我们萍水相逢，不知根底，但我就是不能拒绝他，因为他是个孩子，表现得那样无助。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一些事情，那时候身体很弱，跟在别的孩子后面跑，总是摔跤，总是被人欺负，没有人来向我伸以援手，只有我的父母，愿意在我坐在一滩泥水里哭的时候不嫌脏地抱我在怀里，为了我身上的伤疤去和别人的家长理论，在发现我和别人打架以后扇我一耳光，然后说你做得对，不要服软。我并非要承担起陶陶父母的角色，只是有那么一种保护欲在作祟，强令我顺从陶陶的乞求，就像顺从小时候的自己。

尽管如此，我还是不能放松对他的警惕，晚上休息的时候仍然睡不安稳，沙发上稍微有点动静，我就要从浅薄的睡眠里惊醒，看陶陶有没有什么异样。模模糊糊到后半夜，天已经隐隐泛亮，窗户外的栏杆上停着几只不知名的鸟，一声接一声地起伏鸣叫，声音尖锐，再也睡不着了。陶陶似乎睡得很熟，房间里没有空调，开了窗还是很热，所以没有遮盖，和衣而睡。凑近了再看，又觉得不对，呼出的气息很热，一摸额头，是发烧了。于是赶紧把他叫醒，怀着近乎崩溃的心情收拾东西，打开导航，背着医院。还好烧得不是很厉害，做了物理降温，挂上一瓶点滴，总算松了一口气。我坐在陶陶旁边，拿手机买了两张下午去建水的火车票，付完款以后又觉得自己出奇地傻，从决定去旅游开始，一直傻到现在。建水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比起家乡的县城如何，陶陶说的叔叔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还记得陶陶，又愿不愿意帮忙——这样的做法未免太理想化了，而且成功的几率渺茫。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成功，就意味着最后的希望也没了；我不能让陶陶一直跟着我，说难听些是累赘，只能把他交给警察。况且他还发着烧，东跑西跑对他没有好处。还好陶陶争气，点滴打完，烧也退了，人看起来也比较清醒。所以没有再耽搁行程，下午按时登上了去建水的火车，三个多小时的短途，相对还要舒适一些。

建水县城和昆明一样，同样出乎我的意料，面积比家乡的县城大好几倍，更像一个小型的二线城市。之前上网查，知道它是有文化积淀的，中央是古城，之后层层叠叠，开发出现在的规模。最重要的文化名片就是建水紫陶，起于元末明初，声名几盛，陶陶的名字大概也是和它有关联的。政府把它当做城市形象的宣传重地来看，发展得好也是有官方的支持。找住处颇费了一番周折，毕竟是县城，当地人多说方言，不说普通话，陶陶又是哑巴，没法做翻译。只能连蒙带猜，在街上转来转去，最后在一个叫永祯巷的地方落脚，在这里的宾馆住下。好在遇到的人都很和善，这也是县城住民的特点，很朴实，愿意做举手之劳。再从二层楼的窗户往外面看，又感受到一种亲切，很像小时候跑过的一些巷子，一节一节的水泥路面，两边是低矮的门面，菜叶，污水，煤灰，生活垃圾，人们趿拉着拖鞋慢悠悠地走，也是县城里才有的生活节奏。晚上有摩托车和货车开过去，车灯亮得耀眼，马达轰鸣过一路，也是小时候常有的经历。于是些微感到安心，觉得自己还有掌控生活的能力。晚上的睡眠相对也要好一些，很踏实，没有做梦。

陶陶所说的叔叔，住在广慈湖附近，不算远，打车过去十来分钟，也算建水有名的地标。沿湖往西走就是紫陶一条街，湖对面是一个硕大的白色摩天轮，明显是借鉴“天津眼”来的，看起来很脏，灰扑扑的。陶陶是记得路的，顺湖边拐进一个小区，在里面兜兜转转，最后停在一栋高层居民楼前，示意地方到了。今天的天气很好，早上起床的时候虽然有下雨的迹象，这会儿已经不见有云的踪影。太阳照在头顶上，又走了很多路，不免要流汗；心里也是慌张的，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更不知道怎么样去陈述和说服。陶陶站在一边等我上楼，又不好意思打退堂鼓，所以硬着头皮往里走，转上一级级的楼梯，陶陶在前面领路。

这栋楼是一层两户的设计，叔叔家住五楼东手。看起来很普通的一户，红色防盗门，门两边的春联还很醒目，稍微有些卷边。门外有鞋架，放着两双皮鞋，说明主人在家。于是凑上前去敲门，也不敢很大声，敲得相对轻，敲三四下就停一会儿，这样反复几次，听到里面有人趿拉着鞋过来。开门的是一个女人，大卷发，上了妆，大概三十来岁，问我们找谁，有什么事情。我问：“那个……赵工在吗？”女人问：“赵工？哪个赵工？”我说：“就是……以前东二工程队的赵工。”另有一个男人也走了过来，年纪和女人相仿，女人就转过头问他认不认识什么东二的赵工，男人说你找他干什么？我说我是李有成的侄子，找他有事儿。男人又问：是前几年去世的那个李有成吗？我说对，就是他，我有点事儿要找赵工帮忙。男人说，赵工以前是住这儿没错，去年内退了，卖了房子，跟他儿子走了。我说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男人说，这个不知道，我和他也不是很熟，买房子也是别人搭的桥。我说这样啊，我知道了，实在麻烦你们了，大中午的跑来打扰。男人说了句“没事儿”，然后关上了门。

回去的路上，我跟陶陶说，这下好了，你的赵叔叔搬走了，没人可以找了。现在已经没有别的法子了，只能带你去找警察，你要是再不听话，我也顾不上管你了，你就一个人瞎跑吧。这次陶陶没有摇头，耷拉着脑袋跟在我前面走，一边走一边在抹眼泪。我说你哭也没有用，我这几天就要回家了，实在不能再带着你乱跑了。今天就在宾馆好好休息，明天我带你去派出所。陶陶也很硬气，一路没有搭理我，回到宾馆也是一副吹须瞪眼的架势，饭也不吃，坐在窗边生闷气。我看着他小小的背影，心里泛滥起一阵厌恶，就和他在火车上缠着我的时候一样，觉得是个无赖的累赘，排斥远胜于怜悯。到了睡觉的点，也没有睡觉的意思，我也不想搭理他，转过身自己睡了。其实是睡不着的，只是假寐，预想着他会有什么动作。果然如我所想，没等我睡得踏实，陶陶就拿着笔记本跑了过来，把它伸到我鼻子下面给我看。本子上是他新写的一行字，因为房间没开灯，干什么都是借着路灯的一点照明，所以写得歪歪扭扭：“明天再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会好好听话。我保证是最后一个。”

五

出永祯巷上朝阳北路，转弯拐进阜安路，再往前开一段，就是红河州特殊教育学校，再准确一些应该叫做“红河州特艺职业培训学校”。这家学校主要是招收聋哑学生，上文化课的同时还要教他们一技之长，就是制陶的技术。建水紫陶对于陶陶来说一定是非常引以为傲的东西，所以想要来这里看看，而我对它的认识只停留在百度百科上，心里也是好奇的。

学校的门卫室是空的，侧门开了一半，我带着陶陶从侧门进去，正对面是学校的教学楼，右手边的拐角上是一排平房，里面有机器的声响。我猜它大概是制陶的厂房，蹑手蹑脚进去了，里面是很多正在做工的学生，都在专心做自己的工作，没有注意到我们。再往里走，厂房左侧有一张办公桌，有三个中年男人站在一旁边抽烟边聊天，看到我们进来，马上围了过来，问我们有什么事情，说的是很不标准的普通话，听口音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我解释说我不是本地人，是外来的游客，听说这里可以看怎么制陶，所以带弟弟过来看看，其中一个人板起脸说，这里不是旅游景点，你们要观光的话还是去其他地方吧。我还在想要怎么说服他，陶陶突然走到前面，开始用手来回地比划。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他是在打手语，之前一直都不知道他有这项技能。不过想来也正常，大部分健全人是不会手语的，如果要交流的话，还不如纸笔来得快捷。这几个人好像也看懂了陶陶在说什么，其中一个人用手语回复了他，然后出去了，但是表情很古怪，其他两个人也都皱着眉头。我在手机上打字问陶陶说了些什么，陶陶回我说，等一会儿告诉你。

不多时候，那个男人回来了，跟他一起回来的还有另一个。个子不高，戴眼镜，四十岁上下，不留胡子，看起来很斯文。自我介绍姓黄，是特教学校的校长，知道了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没有关系，学校欢迎想要了解建水和紫陶文化的人。我说谢谢校长，我们在网上了解到有这样一所学校，所以过来参观，觉得要比看一些景点有价值得多。校长指着陶陶问，这是你弟弟？听他们说手语打得很不错，很机灵的小孩儿啊。我很怕他问我会不会手语，但他并没有问，而是直接和陶陶聊，也是手语。我看不懂他们的手势，只能观察校长的表情，他的神色始终没什么变化，总是在笑，有时候皱一下眉头，又很快舒展，看不出有什么大问题，也没有要下逐客令的意思，心里反而更加不安。这样持续了大概有十分钟，他们结束了交流，黄校长说：“这样吧，我带你们到处走一走。没有讲解的话，你们自己看也是云里雾里的。陶陶说他很喜欢紫陶，少有小孩子这样了，我给你们义务解说一次也无妨啊。”其他几个人并没有跟过来，仍然站在那里聊天，但总感觉气氛不对，有一种神秘兮兮的性质。

厂房的面积很大，乍看起来是任意分割，工作区东一片西一片，实际上有固定的工序，从里往外，一道一道，辗转过无数人的手，最终送进千度高温的窑炉，烧制成型。最里面的角落里是几个大隔间，堆着不同颜色的土——建水的土很特别，传闻是有一座五彩山，盛产红、黄、青、紫、白五色泥土，各家陶人把五色泥土按不同比例混合，来做拉坯用的泥浆，至于混合的比例，则是各家的不传之秘。泥浆是盛在一个硕大的机器里，经过层层过滤，除掉渣滓杂质，最后出来的泥浆细腻如水。这些工作之前应该都是人力在做，时代在不停地走，技术也随之改进。厂房的外间才是热闹的地方，不是话语上的热闹，而是人多，一排排的桌子，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坯子。也是分了工序，先有人把泥料在坯车上捏造成形，然后送到下一个工序上精修，精修完的坯子又拿到别的桌上去填刻和上色，一步步变得好看起来。做工的都是聋哑学生，没有办法上正常学校，于是被父母送来学一门手艺，很多人毕业以后直接去当地的陶厂工作。黄校长说，这些孩子的聋哑反而是优势，因为听不见、说不出，所以性格都是内敛沉默的，做起活来也很专心和细致，都是手很巧的孩子。想起来之前听过哪里的说法，说哑巴是天谴的一种，因为知道太多天机密事，所以被惩罚口不能言，但灵巧度仍旧是高于常人的。

陶陶看到这些新鲜事物以后是非常高兴的，喜欢凑上去看匠人们手底下的活计，看他们怎么用头发丝一样粗细的银针在陶坯上写字，看他们怎么一层层刷出红绿黄白几层颜色，看他们怎么用手指和手掌的力气来控制器物的形状。黄校长每经过一处，就向学生们做举大拇指的手势，学生也这样回应他，大拇指上下弯曲，这是表示“谢谢”。我不禁想，如果陶陶能留在这里也很不错，都是和他境遇相近的人，又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所以我问黄校长，学校的招生工作怎么进行，黄校长说全年招生，年龄家庭什么的没有严格限制。当然还需要监护人同意才行，自己私自跑来的话可是不收的。我说这些孩子也是很幸运了，至少还能有这样一个去处。黄校长反过来问我，那你弟弟怎么办呢？家里有什么打算？我说我也不清楚，船到桥头自然直吧，目前跟其他小孩子一样在上学，大概以后会送到类似的特殊教育学校去。校长说，还是要早做考虑，不要耽误了孩子的前程，以后后悔也来不及的。我总觉得他话里别有所指，也没有搭腔，转过身去喊陶陶过来，玩够了就早点回去，还有别的事情要做。校长也没有多做挽留，送我们到校门口，临分开时又和陶陶聊了几句，还是那副笑吟吟的表情，陶陶也很开心，不停比划着“谢谢”。

但我一点都不喜欢校长那副带笑的面孔。我觉得它是虚假的，像面具糊在脸上，是僵硬的掩饰。其他人也是，背后说些我听不到的话，表面上都是一样的笑脸，其实是司空见惯和蔑视的神情。回到宾馆以后，我问陶陶和校长都说了些什么，陶陶特别激动，说校长答应让自己在特教学校上学了。我看到他写的这行字，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种久违的感觉又从四肢漫了上来，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后背。陶陶告诉了校长，他是建水人，是建水的孤儿，一路从新疆辗转回来，想要在特殊教育学校里读书，学怎么制作陶器，想有一个能让自己安稳生活的地方。问及我和他的关系，他说是在火车上遇到的好心的哥哥，带他回到建水；又问我为什么不带他去找警察，他说是他自己不想去——我说，你说的话他不会信的，你说我是好人，他们可不会这么想。他们只会觉得古怪，然后采取你不想采取的措施。你有告诉他我们的地址吗？陶陶写：告诉叔叔了，叔叔说明天会过来找我。我说陶陶，你这下子把我害惨了——我一定是脑子有病，才会听你的话，一个人带着你东找西找，最后给自己找了一身的麻烦。如果一开始就带你去找警察，没有在车站心一软把你带回来，没有买那张去建水的车票，没有顺从你的意思去特教学校，那么我现在，我现在——

“有人吗？警察查房，麻烦开一下门，谢谢配合。”

我说，陶陶，你的黄叔叔报警了。警察上门来找我们了。

我这会儿反而比之前更加冷静，使劲地想该怎么应付警察。最好的办法当然是从实全招，没必要再生出什么枝节，但总觉得心有不甘，觉得自己磕磕绊绊这么些天，不能轻易拱手投降。想清楚了，慢慢走过去开门，门外三个男警察，看见我开了门，立马挺直腰板警戒。我说：“那个……有什么事吗？”当头的一个警察说：“警察查房，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我从裤兜里掏出身份证递给他。“甘肃省天水市……你是外地来的？来旅游？”我说对，来旅游。几个警察就笑：“来旅游？游什么？看什么？”我说：“随便游，随便看。”警察又指一指屋里的陶陶：“那个小孩儿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弟弟。小孩子没有身份证。”警察说：“不对吧？这孩子应该是建水本地人吧。你让他过来，我自己问他。”我说：“他是哑巴，不会说话。”警察说：“哑巴又不是听不见，点头摇头他总会吧？”于是我说：“陶陶，过来。”陶陶站在窗户跟前，浑身抖成了筛糠，一步也迈不出去。我对警察说：“你们把他吓着了。”之前说话的警察突然一把拧住我的胳膊，黑着脸说：“小子，你装也没用，已经有人打电话报警了，我们就是专门来找你的。现在认为你有拐卖儿童的嫌疑，先跟我们去趟派出所，咱们好好聊聊天。”

我转过头去看陶陶，他还站在原来的地方，看样子是在哭，听得到呜呜咽咽和吸鼻涕的声音。我在心下说，陶陶，看看你做的好事，你和诈骗组织的小骗子没什么两样，我大概会恨你一辈子。

六

警察打电话通知了我的父母，他们答应马上赶过来处理这件事情，我就在派出所里等。住也是住在派出所里，也算不得是拘留，办公楼后边是一片院子，修一排二层平房，是年轻干警的宿舍，我就和他们住在一起。虽然说是“有拐卖儿童的嫌疑”，但他们并没有因此对我冷言冷语，相反的，经常过来找我说话聊天，问些大学生活怎么样之类的问题，有时候也讲自己遇到的奇葩案子，昨天抓到几个在逃的惯犯，前天捣毁了哪个制毒窝点。晚上下班，我们一起在单位食堂吃饭，饭票也是他们来付，从不让我掏钱。吃过饭，天还早，就在院子里摆象棋，弹吉他，或者教我两招擒拿术。有时也会说到陶陶的事情，告诉我一些新的消息，比如联系到了陶陶的某个亲戚，新疆那边还在进行调查，特教学校的校长想把他留下。他们安慰我不要多想，是出于安全起见，也有一些必需的书面材料要写，所以需要见我的监护人，希望我能理解。我不能说没有对他们产生过恨意，他们对我的怀疑，起初强硬的态度，都让我恼怒；但其实不过是和我一样的人，稀里糊涂地过着生活，也许有理想，却觉得遥远不可及，何况又对我很好。我说我理解啊，警察是苦差事，要为人民服务，少不了要挨人民的骂。他们就笑着说，理解万岁，理解万岁。又说，你也不要误会黄校长，他报警只是因为担心有什么意外，如果真觉得你是嫌犯，当场就把你扣下了。我说结果都是一样的，还不是要坐派出所的小板凳。

我爸我妈赶到的时候，派出所的人派了车去火车站接，他们一定是被突如其来的传唤吓到了，操了一路的心，气色看起来很差。警察也不急着做笔录，安排一个地方让他们休息，顺便简单说了我和陶陶的一些情况。之后的程序很简单，警察问，我父母答，围绕的是证明我没有拐卖儿童的动机，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陶陶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不知道是和我一样在派出所里，还是被黄校长接走了。听说黄校长正在准备变更监护权的手续，并且给了陶陶特教学校的学籍。我想这样也好，是陶陶自己的选择，能够实现再好不过。

这段时间，我和父母住在同一间干警宿舍里，调查持续了几天，具体调查了些什么，我不是很清楚，他们也没有告诉我。晚上三个人躺在床上，都没有睡着，也都不说话，听彼此起伏的呼吸，总觉得像是一场虚浮的梦境。我们很久没有睡过同一个房间了，从高中开始在外地上学，见面的次数也很少，虽然经常打电话，总觉得隔着一些什么，交流也生疏了。没想到是这样一个契机，让我们如此近距离地相处，就像小时候一样。临走那天早上，所长来找我们，说材料还需要我们再确认一遍然后签字，笔和本递到手里，他们先签，然后是我。我的签名比他俩的都要潦草，像一团张扬的刺，扎眼而且丑陋。

上车之前，我说要不要在附近的商店买些什么吃的，火车上的东西贵，又不好吃。我妈扬了扬手里的提包，鼓鼓囊囊的一袋。我爸说，都是吃的，害怕你在这边过得不好，你妈来之前特意买的。我说我来拿吧，然后接过母亲的包。很重，所以感觉到踏实。

坐在回家的火车上，母亲说，你真蠢。蠢，而且傻，这种事情不是你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瞎心软没有用。我说现在想想，的确是很傻，但他不过是个可怜兮兮的孩子，我没办法拒绝。我爸接过话茬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你也是好心，我们跑这一趟，弄清楚原委，知道你们都好，也就算值得了。世上的可怜人很多，如果没人帮忙的话，下场就会很凄惨，比如咱们县的那个流浪汉，拄着钢钎的那个——你有印象吗？前几天有人在河边发现了他的尸体，据说是被人打死的，然后扔进河里，身上有好多刀口。犯事的人还没有抓到，估计是逃到外地去了。我说知道，我去云南之前还见过他呢。我妈说，多可怜的一个人，不知撞了什么霉运，说没就没了。我点点头，没有说话，低下头翻起手里的杂志，还是一个字都看不进去，只是装装样子罢了。我努力回想那个喝醉酒的晚上，想起地上的瓶渣和那摊血，直到胃袋翻搅，浑身发烫。说不准哪一天会有一滩属于我的血流淌在地上，然后在第二天清晨被悄悄清理干净。

七

我后来在地铁上见过无数陶陶那个年纪的孩子。他们或残疾，或健全，带一副可怜的神情，腰上系着声音开得震天响的扩音器，在车厢里来回穿行，这头到那头，靠站的时候还要提防被工作人员赶下车去，手里捧乞讨用的盒子，拉住乘客的衣角，不停地鞠躬，多半是父母或者说所有者调教的结果。陶陶在逃出来以前是否也经历这样的生活，经历过怎样的事故，他的境遇比起他们能好多少又差多少，都无从知晓；我甚至怀疑他话语的真实性，他的来历，他的过去，他在纸上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没有确切的证据。我想今后也不会再有和他见面的机会，即便见了，也无话可说。我大概不过是被这个聪明孩子利用的工具，工具的话，便没有对谈的资格了。但我依然无法硬下心肠去给他一个欺骗的定论，更何况我们曾经一起生活过。单就结果而论，他得到了想要的安顿，这样也就足够了。人在自顾不暇的时候，还有一瞬间能分出心来怀想别人，我默默夸奖自己的高尚，然后继续在人群里奔走。

只是，从宋家庄到立水桥，五路居到通州北，我自己的安身之地到底在何处，始终无法得知。

.10.29凌晨于惠忠庵

（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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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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