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信息

采访时间：年7月22日

采访地点：华山西路大梅园巷x号x幢

采访人：武黎嵩、赵坤、高皓凌

整理人：赵坤袁缘

报名参团

我年10月26日出生在杭州，祖籍浙江诸暨。父亲是教授，母亲是中学老师。年在青木关石家沟上中大附中初中，抗日胜利后复员回南京，继续在附中就学。年7月从附中参加西南服务团，编入云南支队—大队二中队五班，年2月随军到云南。

我们自幼随母亲生活，远离父亲直至被遗弃，年杭州沦陷，我们跟祖母回诸暨全家站避难，父亲不知去向，母亲外出找工作。一次我右手跌伤，坏了沈经未得治疗，七岁就成了残疾儿，至今五指不能伸直，这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残害我的罪证，伴随了我的终生。

中大附中在南京三牌楼，校长彭百川是国大代表，要求学生读好书，不准参加社会活动。年南京“5．20”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时，中大学生开车来附中宣传，校方紧闭大门，不准进来。当时父亲在中大体育系任教，我们长期住校，只在开学时回去要学费，进家大人脸难看，孩子不让吃饭，又愁母病重，思想苦闷，我很少和同学来往和到校外活动，性格孤僻。我用伤残的右手学缝制衣服节俭渡日。

年夏，母亲在杭州梅登高桥省体育场病后孤独离世，那时父亲已另有四个儿子。我们兄妹三人从此失去了慈母唯一的依托，坠入茫茫的人生苦海之中。实际上我们已成为一群“孤儿”。

国民党政府腐败，民穷财尽，民怨沸腾，是有目共睹，深恶痛绝的，但出路在哪里?谁能救叫中国?人民怎样获得新生?却非人人皆知，我是其中之一。

年4、5月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广大人民得救了，人民欢呼，庆祝解放。6月25日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通告，同时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章，号召广大学生、工人和技术人员参加西南服务团。江南大地立即掀起了参军热潮，有三千多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

不久南京学联筹备工作组的学生，到中大附中开展筹备工作。我和留校的同学积极帮助他们搬铁床、桌椅，张贴漫画标语，布置学习和生活环境。我和一些同学积极要求参加西南服务团，因年龄不符合条件，经筹备组同志请示云南支队霍依茹政委特批获准。录取后公布于年7月14日南京《新华日报》，西南服务团通告的名单中。附中有两位教师，十三位同学共15人(8男6女)同时入伍，我时上高一，弟弟上初二，他编入支队四大队六中队，在上海的地下党员大学毕业的二哥在那里参加了南下服务团，去解放福建，我们三人同时走向革命。

共产党的到来，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如鱼得水，从此跳出了苦海，找到了光明的前途，有了人生努力的方向，我把共产党当成自己的亲爹娘。

入伍后，我们聆听了刘、邓首长及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学习了毛主席《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知道了中国革命的任务、对象、性质、动力和前途。

我们不仅在思想—亡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觉悟，还在行动上积极实现自己的诺言，劳动创造世界，参加劳动是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由之路。南京自来水厂被炸，只有挖井自救，我们这群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的青年学生，积极投入挖井，抬水的劳动中，我抬疼了肩，却乐在心中，这是革命的开始，大家争先恐后，谁也不甘落后，另外争着搞卫生、帮厨、不做口头的革命派。这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实际行动，一定不能动摇，我一身有使不完的劲。

我有幸与中大教育系新青社的苏有能同志编在一个班，他出生在北方老解放区，幼年接受新四军的教育，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当了儿童团长，后来又读了很多马列著作和毛著，并做了学习笔记。当时云南支队要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又向我介绍了新青团组织的情况。我对共产党及新青团是一无所知，听他的介绍，感到非常亲切，我又看了他学习《社会发展史》等的学习心得，更是耳目一新，他是我懂得更多革命道理的启蒙老师。年9月18日，我被批准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

千里行军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劳动、训练初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我们学新书(马列、毛著)”唱新歌(革命歌仙)交新友(战友)穿新衣(军装)过新生活(军事化)做新人(革命军人)决心跟共产党走。

年10月3日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晨曦中冒雨从南京下关波长江，向大西南进军。这天浦口车站前往西南解放的干部有万名以上，我们乘闷罐车由陇海线经郑州，转京汉线到长沙，从韶山开始徒步三千里，到达云南。这是一次八千里路的行军，邓政委誉为“小长征”是一次最实际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教育和锤炼。

每节车厢坐60—70人或一个中队。吃的多数是出发前各队自制炒面和干馍片。火车在沿途除加水或换车头外一般不停车，行车半天或一天，各中队自烧开水喝。男女混坐一车厢，解便时用油布或床单围住，解在盆中往外倒。车厢内人多，脚无法伸直，只有背靠背坐或轮换睡觉。车厢两头有两个小洞代替窗子，但不能满足人多所需空气，有位汪超女同志在车厢门口开门想透透气，在迷睡中被甩下火车。她忍受着伤痛，继续向前爬行，后被群众发现，送到前站接回部队，她说“我就是爬也要赶上部队去西南。”

部队从武昌乘火车至湖南云溪，再步行经岳阳到汩罗，乘火车至长沙、湘潭，开始“小长征”云南支队是路程最长的，比四川支队贵州支队路远。

①险渡汩罗江

10月23日，攀越被敌军炸断的汩罗江铁桥，便桥是山一米长十多公分宽的木板，用绳子连结起来的，为了安全过江，中队雇了一只船给病号用，我有病，刘子钧指导员动员我去坐船，我说：“我是青年团员，要吃苦在先起好带头作用，不能坐船，谢谢啦!”过便桥时摇摇晃晃，江中水流很急，掉下去就完了，我咬着牙抖脚抖手地过了桥，我终于过了行军中的第一关，心中非常高兴。

②新青团在行军中

那时党组织尚未公开，也不发展新党员，建设好新青团，是完成行军任务的重要保证。我们二中队的团支书苏有能(大队分总支委员)兼任二分队分队长、五班班长。他以身作则，处处起表率作用，行军时他跑前跑后了解大家的思想情况，做深入细辙的思想工作。同时发挥团支委的作用，明确分工，及时传达上级指示，收集情况向上汇报，把支委会团结成一个战斗集体。他脚上有个瘤经常发炎，行走不便，但他从不叫痛，还经常帮体弱者揹包、米袋，宿营后又主动去炊事班帮厨，夜间开会到深夜，还争着站岗放哨。至贵阳途中，他感冒发烧，仍日行数十里，当夜昏倒在厕所里，才知道他生病了，那时大家还认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的带动下，二中队团支部工作做得生动活泼，边行军、边学习、边宣传、边开展文娱活动。团员们积极订团员公约、学习计划、行军计划、写挑战书，又帮助各班订出以上计划，抓紧休息时间在路边，野外或宿营地过组织生活，讨论参加革命为什么还要加入组织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年2月，部队行至黔滇边界盘县整休，(一周小整休，一月大整休，具体山支队部统一安排)面临分工，全大队组织学习，号召“丢掉思想包袱，轻装走上工作岗位”。二中队团员积极响应号召，有的交待了集体参加三青团、家庭和个人婚姻等问题，带动二中队其他70多位同志暴露了自己的思想或政治历史“包袱”，从思想和感情进一步靠拢了党。我的家庭情况入伍时已讲清楚，母亲病故后，没有牵挂和包袱，一心—意跟党走，要永远勇往直前。

我们团支委有王为尧(中大社会学系学，烈士)丁允中是宣传委员，组织委员颜昌源(中央大学水利系学生)和我，有团员、团友(超龄)33人，(男28女5人)占中队学员的38．2％，有25人担任各种职务(文书、民运干事、正、副分队长(三个分队长都是中大学生)正副班长民运委员、文娱委员、墙报委员)占团员总数的70％。大队行军模范28人(三个中队)二中队12人占42％强。他们不愧为党的得力助手和后备军，联系青年的纽带和桥梁，受到领导的表扬。

③艰苦的长途行军

年11月18日清晨，我们从湘潭开始三千里的徒步行军，沿湘西公路西进，按野战军的要求，每日少则四五十里(根据沿途村落)多则百余里，白天顶风冒雨，天晴—身汗，—下雨一身泥，夜间轮流站岗放哨，防敌特袭扰，身上生了蚤子，称“革命虫”。

为了保证完成行军任务，在南京领导就动员轻装作了准备，规定每人背包不得超过八市斤。有的就把毛毯剪掉三分之二，只带一套换洗内衣服，一双鞋、一把伞、一个挎包，外加四斤重的粮，男同志轮流背枪。有的把在汉口发的棉军装的棉花也去掉了部分。附中同学邱籬英(女)矮小体弱怕完不成任务，干脆不要背包，晚上和大姐姐们挤着睡。途经新区，为了严格执行三大纪律，有时每人揹几块干柴，有的水壶装满了盐。

宣传队、炊事班、医生等同志更加辛苦，除了以上物品，还要揹锣鼓、乐器、道具、药品、行军锅、炊具等，每班—个盆盛菜，夜间当尿盆。

有的同志还准备今后继续升学，带上课本，后来忍痛上交了。我在南京轻装上交的相册到云南后，又完整的还给我。

每天早晨五点哨子一响，立即起床，摸黑穿好衣服，打好绑腿，系好皮带、鞋带，有的女同志还要梳辫子，打好背包，捆好铺草归还，扫地、洗脸、刷牙、上厕所，一切均要在半小时内完成，五点半开饭，六点准时集合出发。

晨曦中，我们离开宿营地后，高唱《解放军进行曲》、《走!向着大西南》等鼓舞人心的革命歌曲，列纵队前进!行进中不时传来胜利解放各地的捷报，休息时坐在背包上写行军日记，为墙报写稿，抓紧时间上厕所。—次我进女厕所，有人说：“怎么男人来女厕?”我剪了男孩发，又是大脚(现42码)难怪被责问，以后我就把护耳拉到耳边，避免误解。中午吃稀饭，加好揹壶的水又出发了。到宿营地前，指导员作简短交待，整理好军风纪，给新解放区人民留下美好形象。

到宿营地后，按分配各就各位铺好稻草(睡地铺)打开背包，热水烫脚，晚餐后以班为单位开生活会，交谈行军中的情况，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纪律执行情况，有的违纪私自上街买东西吃，作了自我批评，班长问候病号及每人的身体情况，准备次日行军。接着叫中队召开班长会，收集分析情况，研究采取措施。

我被指定任女同志班长，我们二中队有十三位女同志，白天分别在九个班活动，晚』二住在一起，大家能互相帮助。每晚我都要参加班长会，有l时背包还未打开就去会报了，回来后大家己进入梦乡。副班长陈丽嫦为人善良，能吃苦，总是睡在风口上，为病号送水送药接吐物，发扬了阶级友爱精神。

当年我是学员中年龄较小的，开始三千里徒步行军不久，我的脚就扭伤了，领导动员我去收容队(山病号组成跟部队慢行军)我牢记在南京时中央首长的报告，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要在斗争中考验自己，行军是锻炼自己的—个极好机会，我要尽力做好，一个新青团员要起先锋模范作用，做好党的助手，我不能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决心跟部队一起走，邓政委说：“走路就是革命，完成任务就是胜利”。我一定要克服困难，把胜利的红旗插到西南去。我就一步一跛地扭(称“扭秧歌”)到云南。

我胞弟克雄，小我两岁，他在四大队，平时很少见面。年庆祝西南服务成立四十周年大会时，他在大理的战友杨美清(文联会长)，会后写了篇《时代歌午感奏曲》他当时的感受，写道“我发现午队里有位我们六中队的金克雄，他是全中队最小的，当时只有十六岁，谁知这位小弟弟步行一开始就扭了脚，拄了一根比他长一尺的大树棒，每走一步都是双手按着树棒，差不多是用一只脚迈一步，跳—步到云南的。”

年8月四大队出了—本《战友情》影集，我二哥中大附中青校高中46级的同班同学孙松林写道“从长沙出发，有一个16岁的小伙，脚肿得像个大馒头，一直坚持爬山越岭，且谁也不要想从他的肩上拿下他的背包和米袋。三千里行军，扭秧歌一直到昆明。他就是金克雄。”有人称他是“独立大队。”

后来我问弟弟是怎么回事?他说“那时脚痛不能跟部队走，我就早晨带上中午的饭，跟扪前站的同志先走，累了休息一下，脚痛时咬着牙，把咀都咬破了，我想到要学红军，我们没有红军苦，就坚持下来了，回到宿营地大家都睡觉了，指导员动员我去留守处，以后还是到云南。被我谢绝了，到昆明后三个月脚都没有恢复。”我俩都是平板脚，不能走长路，现在就没有条件当兵，我认为弟弟也是一名未命名的“行军模范”弟弟是一步—步跳到云南的，我是—歪—扭“扭”到云南的。我俩从行动上响应了党的号召，也实现了母亲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她在天之灵也会含笑九泉。我们终于完成了八千里行军任务，胜利到达了云南，我们全体云南支队的战士，也没有一个掉队的。

行军中最艰苦的是12月3日过海拔米的湘西雪峰山，上山40里下山30里。适逢阴雨低温，坡陡路滑，云雾缭绕，很多人摔了跤，我也不例外，跌倒祘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在艰难的路段大队宣传队的鼓动棚和漫画标语起了很大作用，在悬崖陡壁上的大标语，大大鼓舞了人心，“走历史的路程，做革命的人”，“走向大西南”、“是英雄，是好汉，行军路上比比看”、“行军是革命，走到就是立功”、“锣鼓响，歌声高，转眼上了半山腰”等。队伍中的歌声一浪超过一浪，越是山高，歌声越响，我们这群学生兵都是要逞英雄。

12月27日入贵州境，进入云贵高原。年1月7日由镇宁至关嶺行程90多里到镇远，途中传来卢汉于12月9日在昆明起义，群情激奋，健步如飞，途中当即写出大标语“云南解放，当庆当庆当当庆”，“昆明在望，情狂情狂情情狂”，“军号欢锣鼓响，云南人民在盼望”，“不到云南非好汉!”等。大家巴不得一步跨入云南。

在长途行军休整时，我们还沿途宣传党的政策，新解放区的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及人民政府的政策不了解，我们和国民的兵部穿着黄军装，为了逃避灾难，有的全村关门闭户跑光了，经我们宣传教育才回来，我们帮助他们挑水，打扫卫生，治病，使他们解除顾虑。

年4月25日，国民党统治的老巢南京已解放，很快全中国解放了。这时毛泽东同志亲笔写了《约法八章》，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朱德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誉，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明确规定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二正商农牧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体育机关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除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国民党各级政府人员不阴谋破坏者，不俘虏逮捕。散兵游勇应投诚报到、农村有步骤地减租减息分配土地，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让全国人民安心生活生产，勿轻信谣言。

为了使人民更好的了解以上内容，我们二中队采用秧歌舞加唱连歌带舞，把以上八条加序幕和尾声编成十首歌词，在锣鼓配合下，十名演出人员(男女各半)化妆成工、农、兵、学、商人，穿着不同的服装，商人拿着算盘，边扭秧歌边唱边道白，不断变换队形，还以快板的形式，将内容再作扼要的宣训，以四川方言道白。

演出在贵州普安赶场日及庆模会、边縱会师、四野部队四兵团部队会师大会上演出，受到了热烈欢迎，丰富和活跃了行军生活，这一活动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年在纪念西南服务团成立40周年大会上，当年参加以上演出的战友，虽已年过花甲，有男女16人“披挂上阵”再次登台，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四十年前那个豪情满怀，团结互助，不怕艰险，使人终生难忘的岁月中。

年1月，部队在普安县整休，作行军总结评模，大队政治部主任刘世杰动员团员服从分配，搞好会师。我评为大队二等行军模范(唯一女兵)颁发了油印的奖状，奖励布袜一双，肥皂一条。

在盘县领导动员我们下农村，到艰苦地方去工作，苏有能和我都表决心，同时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八千里的艰苦行军胜利结束了。从南京参军的学生兵，为什么能克服重重困难，愉快的完成任务。归根至到底是听了党的的话，愿跟党走，树立了革命人生观，明确了知识分子必须改造思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认识了革命的对象和动力，树立无产阶级的立场，自觉过好三关(家庭关、生活关、生死关)在分配时，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以苦为荣，以苦为乐”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

征粮剿匪

年5月13日，云南支队到达昆明郊区小石坝，住杨家桥兵营，整编待分配。

全支队在机场与地下党、边纵(滇、桂、黔纵队)六支队、四野团、二野四兵团护送我们到云南的警卫团共七千余人，举行庆祝西南解放会师联欢会。原滇、桂、黔区党委副书记郑伯克、昆明地下党市委书记陈胜年、边縦司令员朱家壁同志及昆明市各界代表前来慰问，沿途群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小脚女人扭着云南花灯唱着《金凤子开红花》《解放区的天》欢庆解放，群情沸腾。

我们—大队战友除调昆明之外，还有其仙人队的部分同志，全部分到玉溪专区工作。，中共玉溪地委书记(南下干部)岳肖峡、副书记温宗姜(地下党)演中独立团团长董治安，接见分配到玉溪专区工作的全体同志。温宗姜介绍了玉溪专区的全面情况，岳肖峡布置了到玉溪的三大任务：征粮、纳税、人民币下乡。

3月3日，一大队从小石坝步行到昆明住昆华中学。次日继续行军住昆阳，次日武装护送我们过境。6日抵玉溪州城专署所在地，和所辖的12个县的县委、政府、滇中独立团等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隆重会师。

会师期间，省、地委传达了毛主席、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示，指出——定要坚持“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肖峡同志强调“会师只准会好，不准会坏，

团结第一、工作第二，工作搞不好由外来干部负责，要热情向地方的同志学习。”地委宣布了各县领导班子名单，老区调来的老干部，大多数分在县、区党政机关及其他重要工作部门，担任正、副职领导，学员都安排到地、县、区、党政机关的各个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工作。

澄江县是玉溪专区别—二个县中唯——没有地下党组织的县，于年2月成立了澄江县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中共澄江县工委，但缺乏干部，除留用人员外，只有澄江县民工团青年学生数十人，干部少又弱，而地方封建势力雄厚，因此分配到澄江的西南服务团的干部比其他县的多，有50人全区有人。

澄江县离昆明52公里，有平方公里，五万多人口，坝区盛产水稻，是滇中有名的“鱼米之乡”。还有全国第二深淡水湖抚仙湖，盛产抗浪鱼。抗战时期中山大学曾来此办学，现在是国家四A级旅游区。

3月10日我们和地方干部60多人，同乘一辆敞篷大卡车，满怀激情，高唱革命战歌，浩浩荡荡走向工作岗位。

我分配到二区(龙街)工作，年3月16日，我们南下的七位同志和地方的十多位同志，在山东南下老干部区委书记兼区长魏绪密的带领下去龙街，当天恰逢赶街，群众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

区政府设在一所破旧的庙里，用竹篱笆隔开做宿舍，我就睡在菩萨下面，区委书记宣布三个工作组的名单，我任离县城十多公里的广龙片工作组长，共六人，是坝区较偏僻的地段，负责广龙、双树、尖山、化乐、河涧、大西、南山(化乐等四乡是山区)七个乡共40多个村的征粮任务。

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大龙王庙村，住在湖滨公园(公房)的四合院楼房，楼上作粮食仓库，我一人住在正楼一房，睡在楼板上。

那时田里种着许多大烟，鲜花夺目，农民却面黄肌瘦，破衣烂衫，风景虽好，却是—片凄凉。

我穿着破旧的黄军装，揹着大枪，过着供给制的生活，留着短发，农民不知我是男是女?后来他们看到我红毛衣袖口，认定是女的。

我们工作队员白天分别深入到村，去田间、茅草房访贫问苦、宣传形势利我党政策，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晚上鸣锣，通知在寺庙或公房召开村民大会，宣传全国解放的形势，共产党要领导穷人翻身当家作主人，打破他们的顾虑。那时我们和他们语言不通，地主乘机造谣说“大军(解放军)住三天就走了”散步变天舆论。贫下中农不敢接近我们，怕地主报复以后租不到田朴，无法生活。我们在会上揭穿谣言，警告地主不准乱说乱动，要按政府的政策办事，同时宣传征粮政策。

下村回住地，已是深夜，我们都是各自分别下村，我晚上独自睡在空荡荡的楼上，山两扇格子木门关闭，没有门栓，点一盏油灯，隔壁虽有男同志，无人和我说话，抚仙湖的浪声却很响，心中有些害怕，无法入眠。

我由民兵夏友义带路，二人去山区化乐村宣传党的政策和形势。后来化乐村肖正清匪部几次企图暗杀我工作队员未遂，又在晋宁县暴动杀害我干部，后来归案伏法。

邓政委在南京报告时说“到西南，头个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不仅我们几十万军队要供应，还有国民党百十万军政要养起来，国营企业二十多万职工及群众要吃饭，能不能把西南搞好，首先就看我们能不能养活这些人。”卢汉未征年公粮，当时库存粮仅够八天，征粮成了解放云南的首要任务。

征粮是参照国民党田赋管理册，按照累进制税率计算海产应交公粮，出榜定案。即“田多者多征，无田者不征，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合理负担。”有的地主为逃避公粮负担，搞假分家，隐瞒土地，减少每户土地逃避累进制。工作组领导农民向地主开展挤黑田反瞒产的斗争，同时利用保(乡)甲(村)长催粮，取得了向封建势力斗争的初步胜利，在短期内全县征得公粮多万斤，保证了军需和民食的供应，锻炼了阶级队伍。

共产党的到来，人民政府的成立，意味着封建势力即将被消灭。澄江县一小撮地主、恶霸、匪特、反革命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四处活动，密谋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破坏征粮，杀害干部，抗拒征粮，企图推翻新生的革命政权。

那时县里有暂编十三军起义部队—个营，随时有叛变的可能。县政府仅有80多人的公安队，战斗力弱，县委书记和县长日夜领导干部，在县城城墙上放，哨巡夜，防敌人来范，时刻警惕敌人的捣乱。

我们二区改变了日夜下乡工作，仅白天下乡，晚上全区干部集中，坚守区政府轮流站岗放哨，有时揹着手摇电话机，流动到村打游击。组织了下左所以赵继光(后任澄江县长)为首的民兵队伍，联合附近乡村的民兵组成人民武装“抚仙大队”，制造革命声势，实际只有多人10多支枪及部分大刀、标枪，区干部也只有大小枪10多支，没有其他武装。

年5月3日深夜，澄江县四区永昌乡草旬街以反革命分子王耀祖、李正邦、叛徒李云波为首的匪众三十余人，攻打我草甸工作组和扩乡团五团某班驻地，激励战斗数小时，有十多名干部和民兵惨遭杀害，抢走公粮六万多斤。苏有能同志时任草甸工作组副组长，他被土匪绑走，却誓死不屈，痛斥群匪，匪徒威肋，说：“你再骂就杀了你！”他毫不畏惧地说：“杀就杀吧!为人民而死是光荣的!”残暴的匪徒就用粗糠塞满他的嘴，带到后山惨遭杀害，遗体丢入“天眼井”为革命献身，他到澄江仅51天24岁。同年8月，中共澄江县委追认苏有能同志为中国产党党员。

同一天，王为尧，我们二中队团支部宣传委员、三分队分队长，也在新平县戛沙河边街英勇牺牲，时年23岁。至今未找到遗体。

烈士唐世俭和我在中大附中一起参军，同在一大队二中队四班，任学习班长，在通海县任征粮工作组长，新青团员，于年4月18日土匪暴动时，被杀害于元山乡，时年19岁。

以上三人我们从南京到云南，天天行军在一起，学习在—起吃饭也在一起，虽然六十四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笑貌却永远记我心中!烈士们，安息吧!

在斗争最激烈时，我西南服务的同志，始终英勇的坚持在战斗“第一线，无人退缩。而地方有的同志不告而别回了家，有的家人有问题，怕牵连躲起来。

我们云南支队在征粮剿匪斗争巾，有89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二野四兵团司令员陈赓及宋任穹同志年11月7日为征粮剿匪烈二I二们题词“征粮剿匪是一场反封建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你们为革命而牺牲，人民永远纪念你们，永垂不朽!”

镇压反革命

澄江县公开和秘密活动的反革命武装和组织共有八股，继草甸暴动，后在新街又杀害我战士丁竹成，将王道隆同志活活淹死在茅厕里。8月14日又胁迫数百名农民联合攻打阳宗区政府，被我击退，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敌人的残暴，没有吓倒我们，相反激起了大家的斗志，为烈士们报仇，更好的完成征粮任务。县委根据所获情报摸底、排队、调查、依靠群众，先发制人，工作组将蠢蠢欲动的敌人名单批县委批准，全县在同一‘天由工作组和民兵配合，实行大逮捕、造成革命声势，然后山公安局整理材料，提出杀、关、管的意见，填表盖章、报县委和上级批准执行，有的带上脚镣，使其梦想破灭。

同时大造革命舆沦，夸张我军力量，县政府通知各乡、保送粮草，准备迎接解放军火部队的到来，威慑敌人。

县委及时向省、地委请示，要求给予军事力量支援，地委调来了护乡团一个连。省军区司令员陈赓批准派了解放军两个加强连到澄江。

按地委指示迅速成立剿匪委员会，由县委书记、县长任主任、副主任，吸收干部、民兵、开明人士组成县剿匪委员会，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全县以清匪反霸为主结合征粮、生产等进一步开展工作。

年10月中共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指出：“军事进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

我们根据中央指示，充分发动群众，深入掌握敌情，召开匪届会，由他们叫回参加土匪的亲人，讲清政策，瓦解匪众。有的土匪带路领部队剿匪，我干部密切配合，到大黑山匪区包围了匪众，边战斗边喊话。开展政治势，直至土匪缴械投降，活捉匪首。三区区长带领武装人员军事围剿追歼，并宣传我政策，瓦解匪兵，迫为匪的群众反戈一击，杀死了匪首董老六、董老七，取首级向人民政府报功示众。与此同时，又对提供匪情的开明人士李毓新给予表扬，并吸收到县政协工作。

县政府在县运动场、东大河河埂，几次召开公审大会，镇压邪气，扩大声势，教育群众。县长揭露敌人的阴谋破坏，宣传我党政策，为人民群众撑腰，先后有数万群众参加。以临时人民法庭出面，由公安局长，身着军装，庄严的宣布“澄江县人民法庭开庭”，将犯人带入会场进行宣判。有一次在风山公园就五十三人，双臂川绳连结捆成串，成串带入会场，大长了人民的志气。这些人是作恶多端，长期欺压群众，有血债的恶霸，土匪、反动会道门的头子，他们的伏法，大杀了反动气焰，为建立革命秩序创造了条件，人人拍手称快，掀掉了压在农民头上的大石板，使他们敢于起来当家作主，保证完成了征粮任务，为土地改革打下了基础。

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引，争，基本上肃清了境内活动的八股土匪和反革命组织，活捉了首恶分子李正邦、梁家福、肖正清归案，公开枪决。共抓获匪徒多人，登记悔过自新余人，狠狠打击了反革命和封建势力的破坏活动，取得了胜利。

年8月我在玉溪参加了首次专区党代会，会上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和西南局、省党代会精神，地委总结征粮工作，部署减租退押、清匪反霸工作。会后17日出席玉溪专员公署在州城举行全区征粮剿匪牺牲烈士追悼大会，公审枪决“滇中反共独立师”匪首金绍云和朱炎，有四千多军民参加。全区在征粮中共有人牺牲，很多同志被匪徒剥皮、挖心、抽筋、刀剐耳、鼻、活埋。烈士们高呼“共产党万岁”而壮烈牺牲。全区被抢劫公粮万斤，物资和税款万元(旧币)。共剿灭土匪一千股计人，处决匪首及骨干分子人，争取瓦解肋从分子人，全区大股匪患基本肃清。

经过征粮剿匪的考验，年5月20日，我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

组织阶级队伍

城市接管建政权，是我们派干部和本地干部组建人民新政权。在农村则要首先分清阶级阵线，组织阶级队伍。从访贫问苦，找苦大深仇，地主的长工，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进行阶级教育，认识今后的前途。较好的对象作为根子，再由他们去串联其他人，即扎根串联，让他们去催地主交粮，打听敌情，监视反革命活动，从中锻炼，选好对象，实行“枪换肩”组织民兵队伍，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宣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合理负担等政策，培养农民骨干，发动群众开展清匪反霸、清理公粮尾欠，反夺佃缓交租谷、反逼债、保护秋收，在斗争中逐步提高农民觉悟，敢于起来斗争，斗争锋芒直指地主阶级，扩大阶级队伍，组织农民协会选举农会主席，—切权力归农会。在此基础上，经过农民选举，上级批准，于年10月，在全县建立了53个乡、镇政府。保证了征粮和减租退押的顺利开展，稳定了革命秩序，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

土地改革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国时已消灭。最后一个敌人封建主义则要通过土地改革来完成。

土改是要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推翻统治压迫农民的剥削阶级，实行耕者有其田，解放农村生产力，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一次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也是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

云南省委下发了“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改造知识分子最重要、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的指示。省委机关、大专院校的干部、师生纷纷响应省委号召下乡参加土改。

澄江县原列为第二批土改县，因其工作进度已赶上第一批土改县，省委决定列为第一批土改县。提前土改，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成为今后省委工作的试点县，许多工作走在全省的前列。

西南服务团老区来的同志，在澄江县担任县区主要领导，他们有丰富的农村工作和土改工作经验。为澄江县列入首批土改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有学员原中大金大的同学。他们团结地方的同志为提前土改创造了条件。

他们是：

原中大教育系苏有能，征粮、剿匪工作组副组长、副区长未到职，烈士。

原中大法律系魏仲骅，县委秘书、区工委书记(书记、委员是预备党员为工委)。

原中大历史系地下党员刘家亮，县委委员，区工委书记、县人委委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原金陵大学农艺系张秉权，县委秘书、县供销社副主任、县人委委员、全国劳动模范。

原金陵大学农经系谢立功，县委宣传部干事，后调地委工作。从云南师大生物系总支书记离休。

原中大附中金一杭征粮、剿匪、土改工作组长，二区工委书记，县妇委副书记、县妇联主任、县人委委员。

澄江县土改于年9月开始，同年12月结束。

省、地委从机关、学校抽调了—批干部、教师、学生，有位民主人士张无放也前来参加土改，后来是云南省副省长。

县委抽调了农村积极分子、小学教师，配合原征粮、剿匪工作组，在下左所乡开办了八十多人的二亡改培训班，学习土改的方针、政策、方法、步骤后，分配到各乡参加土改。县委书记亲自搞点土改指导，全县分两批进行。

我任龙街片的土改工作组长，在万海乡万家营村蹲点，省委农村部干部宁尚云同志任副组长，后来是大理州漾濞县委副书记，有区干部、土改积极分子、教师等十多人组成工作组，负责龙街乡(前、后香村、黄家营、毛营、前、后撒马都、龙街八个村)、万海乡(万家营、镇海营、大河口、鲁官营、大河埂、九条沟、上、下洋海村八个村)、朱官营乡(朱官营回汉族杂居、高勤、大、小柏祥、许士营5个村)三个乡共计二十一个村的土改工作。

1、破“宿命论”挖穷根，当家作主人

工作队进村，依靠乡政权和农会，发动贫苦农民参加土改。我们首先揭穿穷富不是命中注定，地主不劳动，用大斗进收地租，小斗出放高利贷，利滚利剥削农民致富，农民长年辛勤劳动交了租，无法吃饱，缺衣少食，受剥削才穷，是农民用劳动的汗水养活了地主。土改就是要消灭几千年不合理的剥削制度，让农民有田种，要地主劳动，自食其力，自己养活自己，土改是合理合法，而不是不义之财。启发提高农民阶级觉悟，敢于起来当家作主，不怕地主报复，没有田种。

2、划分阶级，明确依靠和打击对象

土改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阶级。

召刀农民协会，学习《怎样划分阶级》，从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占有、劳动或剥削，划分评定地主、富农、中农、雇农、贫农等各种阶级成分，明确敌、我、友。

3、面对面斗争，搞出“黄、白、枪”，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地主阶级。

土改不仅是没收地主的田地，首先从经济上彻底清算，要地主交出黄白枪(黄金、银元和枪)，讨回农民的血汗钱，没收多余的生产、生活资料，即“胜利果实”分给贫穷的农民。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激起群愤，揭露地主的罪恶，从政治上摧垮，对罪大恶极、有血债者，报请上级批准，就地镇压。龙街伪乡长钟勋以权欺世，作恶多端，有血债，斗争后就地镇压，还在大柏祥村河埂枪毙了一些恶霸，使人心大快。

经上级批准，先后给我配备了拉七枪和推轮枪。

4、按人口分配土地，插标到田，颁发土地证。

没收地主和征收富农土地，丈量后以各村总人口和土地平均数，将土地好坏、远近、水田、山地搭配，分配到户，三榜定案公布后，将户主、土地位置、数量写在小红旗标杆上，持杆到田认领。地主和农民拥有同样的土地，为其今后生活和劳动具备条件。

年11月27日和12月28日，万海和龙街两乡分别召开庆祝土改胜利大会，我为他们颁发中央政务院签发的土地证，称“万年桩”。县委书记及县领导前来祝贺，并从县里请照相馆前来拍照，我和区、乡干部席地而坐在前排。

几千年受苦的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耕种，是做梦都未想到的，今天却成了现实。民兵们持枪雄纠纠进入会场，农民高举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相，敲锣打鼓，舞着大狮子和龙，妇女穿着胜利果实绸罗绵缎花衣服，手拿小红旗(分田的标杆)，孩子们高兴的跳着，热闹非凡，大会结束后，各家到田里认领插下了“万年桩”。

封建剥削统治土地所有制的时代从此结束了，实现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地主阶级在农村的统治变为农民阶级的统治。

转入农民在自己土地上耕种的爱国增产运动。“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坑头”是对土改后，农民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

土改结束后，于年2月完成了土改复查。

经过征粮清匪反霸、减租和土改，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制度，干部经历了锻炼和考验，提高了工作能力。土改结束后，原西南服务团的干部有19人担任了县委、政府等部委科局以上领导，多数参加了党组织。大量从农村基层培养的农民提拔为干部，有的成为县区主要领导干部，干部总数从年的人增加到年的人。

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在农村公开建立党组织的指示，澄江县列为全省第一批建党县，我和其他同志去昆明参加首届组织员训练班回来后，在二区下左所乡搞县委农村建党试点，任工作组长、二区工委书记。

年9月农村建党结束。12月我任县妇委副书记、县妇联主任。11月13日玉溪地委发出《关于认真贯彻婚姻法的指示》强调贯彻《婚姻法》是土地改革之后的一项极大的政治任务和社会发展，是反封建运动的一部分，是进一步摧毁封建思想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扫清生产障碍的一个必要步骤，各级党委要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来抓。

五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人民受着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束缚，男女都受着政权、族权、补权的支配，妇女还要受夫权的支配，这是套在人民头上四条极大的绳索。旧社会妇女在黑洞洞的社会最低层，受苦受难，甚至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三从四德是封建社会残害妇女的精神枷锁，新中国成立69年了，它的残余仍在摧残着一些妇女，生了女孩不准吃鸡蛋等。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容、妇功、妇言。它们像一条毒蛇死死的纠缠着妇女无法解脱。男尊女婢，妇女不能上堂，只能在厨房吃剩饭剩菜，在家庭和社会上没有发言权，更无选举权，只有唯命是从。

土改实现了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梦想。但还必须从思想上彻底砸碎束缚他们的封建枷锁，人们才能获得彻底解放。

《婚姻法》规定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离婚自由，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女子享有和男子的同等权利。废除“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狗随狗，嫁个树桩头也要守着的包办婚姻。”《婚姻法》摧毁了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妇女从几千年旧婚姻的牢笼里彻底解救出来，获得了新生，有了做人的权利，是一部解放妇女的大法。

我们大力宣传《婚姻法》教育男子要尊重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利，破除旧的夫妇关系，婆媳关系，建立互敬、互爱、互助、互尊的新风尚，对个别严重虐待残害妇女的事件，进行严肃处理，给妇女撑腰，落实《婚姻法》的贯彻执行。在全国妇联、省、专区妇联及各级党委的双重领导下，澄江县妇联在土改的基础上，各乡、村选出了妇女代表，成立了乡妇代会，各区配备了专职妇联干部，定期开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发动妇女积极完成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在工作中培养妇女干部，参政维权，解决妇女的特殊困难，发挥妇女的“半边天”作用。各级妇女组织是党的助手，是广泛联系妇女的纽带和桥梁，也是维护妇女合法权力的机构。

在旧社会，民不聊生，没有医疗保健，计划生育，更谈不上新法接生，封建迷信，愚昧无知，有的不准妇女在家生孩子，生产困难时，请端公巫婆来跳神，用赶面棒滚肚子，也无济于事。很多人在家用瓦片或未消毒的剪刀及用具割脐带，七日后新生儿感染死亡称“七日风”即新生儿破伤风。因而生得多，死得也多，给妇女和家庭带来极大痛苦。

妇女受公婆和丈夫的歧视、虐待和蹂躏，有口难言，无人知晓。更有甚者，无视妇女的尊严和健康，在经期、孕期、产后和病时强行性生活，称“拔红萝卜”，视妇女为“性奴”等种种劣行，人为的制造了许多妇科病，出现了不孕症和一年生产两次。生了女孩(本是双方的事)，认为不能传宗接代，责怪妇女而被遗弃。

年县妇联为了保障妇女的健康，和县妇幼保健站联合举办新法接生训练班，各乡妇代会选拔妇女积极分子前来参加，学习妇女“四期”(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卫生知识和新法接生的知识及方法，由妇科医生解瑞莲主讲，用洋娃娃做模具示范接生方法，医院见习。结业后每人发一个消毒的接生包，用后到妇幼保健站更换。定期召开接生员会议，交流经验，解答问题，对工作积极负责的接生员表扬和奖励。三区松园乡弈族代小妹深夜远距离出诊，顺利完成接生，得到群众好评，多次受到了奖励。新法接生解除了妇女的痛苦，有了盼望多年的健康可爱的儿子，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幸福，齐声感谢共产党。

年，玉溪专区妇联在玉溪县高仓乡，搞贯彻《婚姻法》的试点工作，我介绍了澄江县妇联的以上做法。

年秋，省委在9个基础好的互助组试办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澄江县委在吉花乡鲁溪营村试点，成立了全省9个试办的高品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参加了试点工作。

后来云南省妇联也来吉花乡建立全省农村互助合作中妇女工作的试点，省妇联农村部长带领妇联干部，在那里探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妇女工作。年冬，我随省妇联主任梁虹去北京，参加全国妇联召开的关于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妇女工作会，我对在农村互助组中如何解决男女同工同酬及组织抱娃娃组，解决妇女参加集体劳动拖累及四期的特殊困难作了发言。

此后我调离了工作过五年的澄江县。

大跃进

我于年5月调全国首建弈族自治县一一峨山县，在那里工作了十年。

年我任峨山县妇联主任，8月去北京全国妇联干部学校学习。那时峨山没有到昆明的公交车，要到玉溪才能有去昆明的汽车，怕临时堵不到车，我就带着行李骑自行车去玉溪。从峨山到玉溪有三十多公里，其中有五公里左右是上坡，为了按时到校，我毫无畏惧。我心中有一个愿望，想见到毛主席(此事已有先例)，所以推着自行车爬坡也不觉累，却越推越高兴。

当时正值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全国妇联召开全国女工商业者及工商业家属代表会，中央领导要接见于会代表。

—天，校部通知我们集队出发，队伍到了中南海怀仁堂会堂时，宣布有中央领导接见。并宣布不准喊口号，不准离队乱跑等纪律。我们列队在去草坪照相的路旁等候。激动的时刻终于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少奇同志、周总理、朱德等同志缓步过来，大家热烈鼓掌，我们近距离的看到中央首长的容貌是那么慈祥可亲，周总理还拉着前排同学的手，细看我们的校徽，作了简短的询问，然后健步去照相。当时我和其他同学的心情都非常激动，真是终身难忘，流出了热泪，回校后大家迫不急待的给家人打电话，在笔记本记下这幸福珍贵的情景。

年省委组织部在峨山县搞山区少数民族组织工作的试点，召开首届县党代会，我被选为县委委员行政17级。

后来常委分工，我去离县城六公里的小街区由义乡蹲点，长期吃住在那里，协助区委工作。

年2月《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8月中央提出钢年产万吨。5月八届二中全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合称“三面红旗”。峨山县紧跟党中央，在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指导下，片面追求农业生产的高速度，全面掀起大修水利、公路、大战钢铁的大跃进高潮。县委书记任水利、钢铁指挥部指挥长，吃住在水库、土小高炉旁。

提出“一天等于20年”、“跑步进入共户主义”、“高产放卫星”、“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苦干三年，超英赶美，实现农业大跃进”、“黑夜变白天，女人变男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当时人们的思想也达到了疯狂，传说狗肉作肥料能增产，就把狗杀了煮熟，用汤和肉施肥，一时各村就听不到狗叫声。又说头发能肥田，青年妇女把心爱的发辫也捐献了出来，觉得很光荣。

年6月至9月，云南省委通过农村工作部发出四个《关于创造高额丰产的通知》，要求每县无论如何要放出高产“卫星”来。峨山县委根据地委高产试验田的经验，在登云乡用并田移栽的方法，将无数亩半成熟的稻谷并列到一亩田中，搞高产“卫星”试验田。《云南日报》刊登了小孩坐在“卫星”田的稻谷穗上玩耍的照片，搞弄虚作假，刮起了“浮夸风”。

为了完成钢的生产指标，需要燃料，乱砍树木，甚至砍了村中的风水树、拆房子。完不成上交任务，把铁、锅、铝盆、铜壶砸了，火钳扭弯上交。小高炉要用鸡毛鼓风，连夜下乡收购，乃至把办公室的鸡毛扫帚也捐献了出来。

来自上级的高指标，县委不得不断修改“大跃进”的计划，要求粮食从亩产公斤增加到亩产公斤，总产从万公斤增加到万公斤，增加1．44倍。

为了完成任务，开展了社与社、县与县的劳动竞赛，省委组织了检查团，我代表峨山县参加，去红河州建水县参观红薯高产田，并代表峨山县向邻县龙武挑战，在大会上宣读脱离实际的挑战书。玉溪地委组织县与县的评比活动，被评了“白旗”的县，县委书记跪着接“白旗”。一次玉溪地委书记到小街区文明乡检查工作，发现了一片发红田(因水冷晒不到太阳缺肥)三类苗，当场就在会上，撤销了在那里工作的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

为了提高工效，提出“三天实现车子化，消灭人挑人背”，我在文明乡工作时，社员把木箱拿来当车箱，我和社员一起，学作木工活，在礼拜寺干了一个通宵。

那时上级指示很多，要求及时贯彻执行省、地委常开电话会，我从离县城六公里多的小街(夜间)用自行车带着区委书记到县里参加电话会，会后又一起赶着回去贯彻，途中还要经过一个坡。

年县委派我到昆明农林学院学习农业科学技术时，院内也刮起了“大跃进”之风，恰逢建国十周年，学院决定放亩产小麦三万斤的“卫星”，我们也投入其中，在老师指导下，将卫星田深挖一公尺多，层层铺上肥料，川人一颗颗摆放种子，并制作成大块宣传牌，由四人抬着，参加庆祝建国十周年游行，我们尾随在后，喊着口号浩浩荡荡走过检阅台。卫星田的小麦苗因过度密植而全部倒伏，不仅卫星没上天，还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却颗粒未收。

年10月1日，按照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峨山县迅速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公的高潮。一个月内实现人民公社化，将个高级农业社合并成六个公社。办起了多个食堂，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行吃饭、看病不要钱，对生产队的某些财物无代价的平调，把社员的猪、鸡、果树等收为社有，不准社员留自留地，无偿平调劳动力，开展大协作，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五风”。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进行整风整社作了纠正。

大批主要劳动力上水库和炼钢铁，工地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农作物成熟了无法及时收获，高征购卖了过头粮，食堂用瓜、菜、油菜叶、芭蕉根、粘楂楂、牛舌头叶、桫松树尖、麻梨果、蚕豆尖叶等野生植物代替粮食，由于营养不良，出现了水肿病、瘦病、妇女月经不调、子宫下垂，有的农民在田间劳动时昏倒就再也无法起来。

县委拨了救命专款，特供大米、红糖、黄豆等，集中人，分片营养治疗。因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口粮、油、肉、蛋的需求，造成人员死亡。年至年共死亡人，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到年尚有肿、瘦病人人，妇女子宫下垂人，闭经人。

除了农村，非农业人口的生活也下降了。每人每月27市斤粮，搭配玉米、面粉，每年每人布票1．7市尺，缝衣的线也要布票，其他生活用品火柴、铝锅、自行车、缝纫机等，都要票。

年2月我次女出生，她姐姐已七岁多，婴儿的衣服等用品早已送人，我就设法用笠帽带拆的纱线织小衣服，走着路都在织，产后去昆明治病，奶不够吃就借一张自行车去大观河边找农民买小虾煮汤下奶。我们夫妇两人常年下乡，为了不占用保姆吃国家粮指标，当时县里无幼儿园，只好把女儿送到玉溪专区幼儿园，只有老伴去开会时去看她，女儿抱着他大腿不放，哭着要回家。后来她上小学还住在幼儿园，生了虱子痒得抓破了皮，孩子受苦，大人心痛。

整个“大跃进”运动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它严重违背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的作用，工作上急于求成，助长了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违反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挫伤了广大干群的积极性，造成许多不良后果，教训非常深刻。后来党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制定了许多政策，国民经济才逐步恢复。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带来了以上一些不良影响，但在全县各族人民的努力下，在水利和交通条件的改善也取得了—些成绩。建成一些水利工程，改善了农田水利灌溉条件，对农业生产奠定了基础。改变了山区交通闭塞，对开发峨山资源，促进民族经济和工农业生产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四清运动

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决定》认为，当前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正对我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进攻。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9月中央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前十条》的“四清”是清账目、仓库、财物、工分。

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23条。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要求组织专门的工作团队，集中力量分批进行。

云南省委组织了五千人的“四清”工作团，浩浩荡荡地进驻宜良县搞“四清”试点；不久县委书记自杀。当时王光美同志搞“四清”的“桃园经验”也曾风靡一时。

玉溪地委抽调各县一名常委，带领“四清”工作队到江川县四区参加试点工作，由地委副书记潘岷山同志挂帅，各县包一个公社。年7月我带着峨山县的几个同志在江川县大庄公社搞“四清”，七十天后回县。同时峨山县委副书记带领工作组在城关区石泉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开展“四清”运动，通过发动群众，揭发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组织建立贫下中农阶级队伍，促使“四不清”干部清澡下楼，“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主动检查交待问题，然后发动贫下中农对他们进行教育、批评，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对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开展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

在试点基础上，全县分两批开展“四清”运动，我在土官乡第一批“四清”，至年1月基本结束。“四清”中处理了一批社、队干部、砍掉了生产队干部、群众的“泡工分”分，清理出名基层干部贪污现金元；人挪用公款元；乱刀支补贴元；56个生产队瞒产粮食公斤，清仓多清出粮食公斤，实物件。错误砍掉了一些生产队干部和群众的劳动工分，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注：以上资料来自《峨山县党史资料》第五辑。

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23》条即“大四清”，玉溪地委从峨山县抽调了多名干部参加全区统一组织的“四清”工作团，到玉溪、华宁两县参加四清运动，直至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运动不能按原计划进行，中央于年通知“四清”纳入文化大革命，四清工作队员撒回原单位。

“前十条”和“后十条”，“小四清”和“大四清”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错误斩估计了当时的形势，从而伤害了一些人。

“四清”的发展，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四清”的必然结果。

年4月，我调聂耳故乡玉溪工作，任玉溪专署文教科副科长。“文革”时老伴打成峨山县“土皇帝”，我是“金皇后”。后来他被封为“玉溪地区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子”，儿子在农校上学，被打成“现行反革分子”关押两年，后来都平反了。大女儿小学毕业，跟我们全家云“五·七”干校劳动两年，后来又当了“知青”，一岁多的幼女被贴了“反对毛主席”的大字报。文教科长是造反派，我是科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重点批斗，是第一个在南北大街陪斗的地委书记中层干部，剃了“阴阳头”游街。

年我在“五·七”干校调澄江革委会青妇组工作，后来军代表又要我云手管局安排个领工资的单位。“文革”中没有审查出我有任何问题，父亲早已恢复了上海体育学院副院的职务。

年底调昆明省农机公司车队支书，政工科副科长。年10月离休，行政16级，享受副处级待遇。

回顾评价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热爱党和人民。

参军后，在党的教育下，六个月我被评为大队二等行军模范(唯一女兵)。徒步行军三千里，扭伤了脚，坚持扭到云南。

分配到澄江县，在征粮剿匪中成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我就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带头在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多做贡献，做别人不愿做的事，积极完成党的任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不怕牺牲，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听党的话，跟党走。到云南后一直在农村一线工作。婚姻也听党的。生第一个孩子，产假后就丢下孩子下乡，给农民的孩子喂奶。国家困难时，不占用吃国家粮的指示，不请保姆，把孩子送幼儿园，上小学也在幼儿园。主动去山东农村，把已随母改嫁的孩子接来上学，后来他入了党，成为助理工程师，厂长。下乡给五保户送钱、粮票；给新参加工作的青年买棉衣，后来当了县长。

离休后独自一人陪护老伴(抗日战士)去外地休养八年，取消去香港玩。年为合唱团取得好成绩，主动放弃在北京人民大会党首届老年合唱节的演出。能泰然处置不顺心的事。

每天看书报、电视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上老年大学十八年，手抖、眼花、血压高、记忆差、睡眠不好，仍用伤残的手写文章近二十万字，还出了书。注意锻炼身体，学气功、跳舞、打太极拳、骑车、学游泳、唱歌，两次获个人演出奖。目前生活基本能自理，不拖累子女，不给国家添麻烦。

教育好子女，培养至大学毕业、入党、工作，成为国家有用的人。孙辈也努力学习，无违纪违法的。

我一生光明磊落，虽无大作为，却尽心尽力，无怨无悔。执着有追求，不愿半途而废。

我早已下决心，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药事业，作最后一次奉献，成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年9月21日

于昆明大梅园巷

▲金一杭老人接受采访

图文/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

编辑/伍诗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