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国翰（—），字“凤藻”，号“丹山”。

“凤藻”意为华美的文辞，“丹山”则是古谓产凤凰的名山，其源大概出自《山海经·南山经》：“丹穴之山……有鸟焉，其形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

这段理想化的描述很有意思，说的是丹穴山上有一种五彩斑斓的鸟叫凤凰。其头部、翅膀、背部、胸部、腹部上的花纹分别呈“德”“义”“礼”“仁”“信”字形。这种鸟是吉祥的象征，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宁。

凤凰是一种吉祥、仁爱的鸟，雄者叫凤，雌者称凰。

在古代，凤凰是尊贵、崇高、贤德的象征，含有美好而又不同凡俗之意，人们出于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把一些山川城邑名以“凤凰”。目前，我国大陆上至少有数十座名字含“凤”的山，分布近二十个省，遍及全国各地。

《云县志》中《大寨县佐公署记》有记述：大寨地“山水形胜，别成一小构。东三里许为杨丹山先生故里，其庐墓在焉。先生名国翰，字凤藻，以居丹凤山下，又号丹山，后人慕先生之德，因称其里为丹山里。”我怀疑“丹凤山”是因杨国翰而得名的，因为未曾听说过大寨有此山，问大寨人也不知。所以“丹凤山”应是因人而名，“丹山里”亦然，民国时，大寨曾一度称为“丹山乡”，还有“丹山小学”“丹山分校”都是同样的道理。以人名或字号命名行政区域，在全国不鲜见，在云县则绝无仅有。由此可见，杨丹山——杨国翰在当时云县人心目中的地位。

二

杨国翰的祖籍是江西抚州府临川，那是一个“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的“才子之乡、文化之邦”，自宋而清，仅抚州府临川进士及第者就有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等等文豪大师便从那里走出，名满天下。

杨国翰的父亲杨本源于乾隆三十三年（）自江西临川游艺（文艺表演、游戏）来滇，两年后辗转来到云州，定居于大勐麻（大寨）梨园，置地经商，后与当地徐氏成婚。杨本源既是来自“才子之乡、文化之邦”，又曾从事需要一定文化修养的“游艺”行当，其墓志中“敦孝弟，重交游，崇信义”，“提携亲族，培植子弟，倾囊者数矣，虽拮据弗辞焉”这些称赏应该是基本属实；徐氏是贡生之女，“性仁慈方正”，不说“知书”也是“识礼”，所以“居家训子，务志远大。”有“显亲扬名”思想也就是事所必然了。乾隆五十二年（）杨国翰就出生于这样一个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从“凤藻”这文绉绉的两个字，便可知长辈们对他的期待值，名号“丹山”则见杨国翰的志趣、情感。“凤藻”与“丹山”两相契合，互文见义，再加“国翰”之名，其意义更加凸显，父辈们对其深怀期许和自己的人生取向也就跃然纸上了。

两百多年前的大勐麻梨园是汉夷杂居之地，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是可想而知的，但杨国翰其名、其字、其号却如此书香气，好像要与临川的文脉渊源遥相对接。梨园“丹凤山”下似乎隐隐然有一只雏凤呼之欲出。

现在我们已无从知晓杨国翰童年时期的读书生活，仅知他自少好学，不好嬉戏，“长即奋志圣贤。”他在二十岁时由秀才补为廪生（由州府或县按时发给银子或粮食补助生活的生员）。似得其父的遗传基因，杨国翰兴趣广泛，喜交朋友。他常与大理文士周之烈（字鸿雪）诗文酬唱，交往密切。“丹山抚琴，鸿雪舞剑，一时传为佳话”。后来云州名士卢月楼为太和寺（云州城内大理会馆）题联，将两人的雅事加以称扬：“生聚在玉洱银苍以外，往来有丹山鸿雪之风。”可见两人的知名度和他们频来故往的积极影响。由此看，杨国翰的这段风雅清逸的少年时光大半应该是在云州度过的，“云州书院”的朗朗书声中应该不乏“丹山凤藻”的清声和鸣。不过那时的云州，文化教育相比内地要落后，云州书院虽是官办，但开课授徒的起点较低，只是现在的小学、初中水平，基本上属于启蒙教育、普通教育。“丹山凤藻”要凭借书院低矮的平台翘檐起飞高翔实在难为几任执教的宿儒名士。何况宿儒之中难免也会有个把不谙世事的“冬烘先生”。我想，当时的教育水平之低对杨国翰来说未必不是一种延误。

三

幸好杨国翰有一位训子“务志远大，不屑规矩”，又有“择校”之明的慈母。嘉庆十六年（）年，29岁的杨国翰在为父守孝期满后，奉母命远赴昆明求学。他走出了深山长谷的大勐麻，走出了弹丸之地云州，跨越了烟锁雾障的澜沧江，走进了当时云南最高学府五华书院，投师于当时的名儒刘大绅门下。对杨国翰的这位业师，在此有必要作点简介，因为他对杨国翰影响至深。

刘大绅（-），字寄庵，云南宁州（今华宁县）人。乾隆三十七年（）进士，乾隆四十八年以来先后任山东新城等地知县、同知，所到之处竭力任事，惠及百姓，有巡抚曾代嘉庆帝朱批“好官可用”四字，百姓爱之如父母。

嘉庆十八年（），67岁高龄的刘大绅出任五华书院山长。任过几届地方父母官，阅世较深，又深深体察民隐的刘大绅，深知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早在山东新城县任职时，他就以“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劝诫诸生。这与今天的教育理念基本一致：德育为首，反对死记硬背，注重实践操作能力。当时学生们只求应付科举，不图成就真才实学。刘大绅既掌五华书院，就以培育治国人才为己任，以身作则，精心施教，以经史诗文教授学生，注重诗教，使学风大变。传道授业解惑之余，他还精选学生诗文刊印成《五华诗存》。执教八年间，全省都有学生亲临教泽，称颂他“和光可挹，道貌可亲；师弟之间，蔼如父子。”

得遇名师刘寄庵是杨国翰的人生机缘，不早不迟，正是刘执掌五华之后的第二年，也许错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杨国翰在恩师门下苦读了五年，学业大进，至嘉庆二十五年（），杨国翰肄业，其师也告引退。杨国翰之于刘寄庵也是属于“儒子可教”的善类。在刘的众多门生中，学业优异者五人，世称“五华五子”，杨国翰被其师高看一眼，名列“五子”之首。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学子必然要接受的思想灌输，而通过科考取得功名是达到他们“修齐治平”目标的必由途径。五华书院既然是应国家科举而设的，经史子集一类当然是杨国翰他们的必读书。但是从当时五华书院的藏书来看，学生的选修余地并不狭窄。现在我们知道的，杨国翰在五华书院读过的书还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说岳全传》。前者是一部研究明代社会、政治、地理、经济的重要典籍，其作者正是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有志于经世致用的杨国翰选读此书，也许是因为该书对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特别详细（其中还有对云州地理的记载），也许是受其业师的点拨、指导或思想影响。至于后者则应是他阅读的拓展延伸，属课外读物。据说，杨国翰十分敬仰岳飞，喜谈岳飞的英雄事迹，但语不及终，便痛彻肤髓，悲愤不已。夜梦读《说岳》，读至岳飞被奸臣所害时，他大哭而醒。可知那时的杨国翰就是个重情尚义的热血男儿。

五华书院的日光烛影、松风竹韵伴随着杨国翰在更高层次上格物致知，正心修身，“奋志圣贤”。

进书院第二年，作为刘大绅的得意门生，杨国翰为老师的诗文集写了一篇《题〈寄庵文钞〉序》，表达了他读恩师诗文的感悟和对恩师的景仰之情。此序文辞精警，议论风发，有真情实感和真知灼见。开头便突兀而起，气势不凡，劈面而来的一句是“泰岱之巍巍也，益以撮土不见高；河海之汪汪也，益以掬水不见深。”二段始叙他读寄庵文钞所得：“于告病、答客诸作，知吾师为仁人孝子也；于办赈、答袁苏亭诸书，知吾师为忠臣循吏也；于论学、论诗，及告诸生，答当道诸书，知吾师为理学名儒也。”

“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理学名儒”，既是对其师人品、德业、学问的感知，也是杨国翰的自我期待。这三种形象对杨国翰潜移默化的影响是：“登高遇物，率皆抒忠爱、持雅正”（《题〈寄庵文钞〉序》），心境已不同于一般文士的流连光景，拿糖作醋空发议论。杨国翰标举其师思想境界“其天甚高，故能不滞于物，其学独大，故能不囿于古。”（《题〈寄庵文钞〉序》）敬佩老师不为名缰利锁所困，通脱旷达的超然情怀。又以排比句激赏老师的文章所充溢的思想感情，赞其行文“澜翻之笔，一泻千里也，固不屑与世之月露风云，雕虫篆刻者，争炫耀于一时之耳目。”其中“雕虫篆刻者”也许是有所指的，因为顾炎武就曾嘲笑过“注虫鱼命草木”的经生以及那些“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的文人。以上称引，与其说是刘寄庵教谕诸生“务修德行，勿以记诵词章诡取功名”的诠释，勿宁说是杨国翰个人心志的表达。他的序文也未尝不是“澜翻之笔”，字里行间自有一股正气在流走，从中可窥其心气之高。此后，乃师“仁人孝子、忠臣循吏、理学名儒”的形象相伴他写下了以后为人、为文、为官的精彩篇章。他最终未成“理学名儒”而以“仁人孝子、忠臣循吏”名世，可谓渊源有自。可以说，平生守道自重的刘大绅为杨国翰的成长打下了终生受益的精神底色。

有了这样的精神铺垫，杨国翰就不是青灯茧窗汲汲于功名、孜孜于四书五经、八股文的书呆子了，他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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