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陆韧，女，汉族，年6月生于云南昆明，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地理学博士生导师，担任云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学术顾问。-年就读于云南大学历史系，先后获历史学学士，历史文献学硕士。年获云南大学专门史（中国民族史）博士学位。年9月－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访问学者。长期从事中国西南历史人文地理、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在云南对外交通史、云南移民史和西南边疆历史政治地理等领域多有建树，发表论文70余篇；出版《云南对外交通史》《高原通途——云南民族交通》《变迁与交融――明代云南汉族移民研究》《元明时期西南边疆军政管控研究》《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历史时期滇池流域人地关系及生态环境演变研究》等著作，主编译著《现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史》。承担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国际合作项目。获教育部和云南省奖项多项。现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汉民族学会常务理事、海交史学会理事和云南史学会理事，并担任昆明市地名街名命名办顾问。

林晓雁，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近年来，国家建构、疆域形成、边疆治理、国家认同等成为学界研究的重大热点问题，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突破。但是，国家力量如何深入边疆？国家治理如何抵达最边远的区域？历史疆域如何向主权完整的国家领土演进？清代深化边疆治理的主要方略有哪些？学界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仍存在缺憾。为此，我们试图以边疆史地的视角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中越交界的滇东南边疆地区的国家治理时空演进进行研究，作为对上述缺憾的补缺和实证研究的尝试，以期能开拓边疆治理研究的新视野。

年8月，笔者曾有一次滇东南地区和滇越边境的考察，希望对这一云南地方史研究薄弱地区的地理环境、民族关系和滇越边境有直观的认识。当我们来到马关县都竜镇一个距离边界线不到3公里的多民族杂居村时，一户汉族人家堂屋正中供奉的“天地国亲师”位突出“国”字烫金，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供奉“天地君亲师”是内地汉族的特点（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年第2期），其他民族是否供奉？边疆与内地是否有差异？成为此次考察又一兴奋点。随后，在走家串户中发现，“天地国亲师”供奉不仅存在于汉族人家，滇越边境一线壮族、苗族、傣族、布依族、彝族等无一例外。追寻着边陲“天地国亲师”供奉特征往内地走返回昆明，结果又发现靠近内地的罗平县、曲靖市等地时，“天地国亲师”逐渐变为“天地君亲师”。

年9月26日至29日，笔者在贵州考察古镇时再次受到强烈冲击。在明清滇黔大道沿线古城镇黄平旧州古镇（明代黄平卫城）看到97%的人家供奉“天地君亲师”，仅有三两户供奉“天地国亲师”；在锦屏隆里古城（明代五开卫龙里守御千户所城）和镇远古城（明代镇远卫城、镇远府城）汉、苗、布依族等则家家供奉“天地君亲师”。

就历史而言，明代中期以后“天地君亲师”供奉广泛流行起来，清代雍正诏谕确立了“天地君亲师”的序位。辛亥革命后，清帝逊位，部分地区民众自发地改为“天地国亲师”，如湖北十堰市（徐梓《“天地君亲师”源流考》）。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汉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也同样，因为雍正时期大规模改土归流后曾要求改土归流区的少数民族供奉“天地君亲师”（朱炳祥《宗族的民族性特征及其在村民自治中的表达——对捞车土家族村和摩哈苴彝族村的观察》，《民族研究》年第6期），所以民国时期民族学家在四川彝族地区考察时注意到，凡改土归流地区彝人供奉“天地君亲师”，未改流区则不供奉。今天云南、贵州、四川靠内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也多供奉“天地君亲师”，说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天地君亲师”供奉。但是，笔者两次考察所见均为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基础上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情况，为什么地处国境线最前沿的边民供奉“天地国亲师”，而靠内地区则以供奉“天地君亲师”为主？难道认同心理上，“国”在边疆，“君”“帝”在内地？（以上考察并不全面，仅为笔者一孔之见）边陲地带民众强烈地突出“国”意味着什么？

带着上述问题，笔者从实施国家治理体系主体一行政区划和行政机构、护卫边疆的国防系统建构、国家治理各项制度执行者地方官的施政和边疆社会变迁所反映的治理能力等几个方面，对民族构成多样、国际地缘政治复杂和边疆危机加重的清代滇东南边疆的国家治理和国家认同强化的历史进程进行研究。

一、“掌土治民”：行政区划视野下的边疆治理研究

国家设置行政区划的核心要素应当为“掌土治民”。所谓“掌土”，即在行政区划内实施的土地管理方式，在边疆特别表现为疆域领土的管控，其内部则表现为国家对土地资源的占有形式、土地开发制度和土地的收益管理，实行清丈土地。所谓“治民”，则是对行政区域内人口管理的方式，国家治理下的正式政区实现了政区内各民族的编户籍民，但今天的边疆地区直至清代以后才逐步实现国家正式政区的设置和“掌土治民”。

滇东南滇越交界地区大约为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国土面积3万多平方公里，中越国境线长四百多公里。如此边陲地区，早在元鼎六年西汉武帝经营“西南夷”时就已设牂牁（今云南省文山州地区即为牂牁郡进乘县与句町县）。如此早地设郡管理，是否就代表着国家治理也同步深入呢？其实滇东南地区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二千余年，历代王朝主要依靠当地土人首领、酋长归附实现对该区疆域的拥有，国家力量和国家治理并没有真正深入。直至明代，滇东南地区仍分属不同土司。在明朝土司制度下，土司承袭皆“豫为定序造册,土官有故，如序袭职”（《明史》卷三一三《云南土司传》，中华书局，年，第页）。各土司依照“内朝贡体系”（当前学界对朝贡体系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周边藩属国对中央王朝具有经济贸易特征的朝贡体系，如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和黄纯艳《中国古代朝贡体系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等研究，实际上明朝还存在着一个与藩属国朝贡体系有差异的边疆民族地区土司朝贡体系，笔者姑且将之称为“内朝贡体系”），终明一代，凡明朝册封的土司循例三年一贡。明朝对朝贡的土司，按其职官品级赐予诰敕、冠服、印信。土司制度和“内朝贡体系”建立起土司与君上（皇帝）的归附臣属关系和直接联系，领主制土司（江应樑《略论云南土司制度》，《江应樑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年，第—页）则拥有其治下的领地和土民，由此截断了君（皇帝、皇权）与土司治下土民的联系和直接治理权。因此，直至明末，滇东南边疆土司地区的土民知土司而不知君（皇帝）；国家则有其疆而无其土，即国家不能掌控和丈量土司治下的土地；有“夷方”而无其民（明代天启《滇志?赋役志》载广南土府“本府州系夷方，原无实籍人户”，云南教育出版社，年，第页），朝廷无土司地区编户治民权；有其边而无其防，明朝以土司作为边疆之“藩篱”，没有军队进入实施边防镇戍。由此可见，明代某些地区的土司制度不仅截断了朝廷与土民的直接联系，还阻碍了国家力量和国家治理的深入。

缺乏“掌土治民”和有边无防状态，严重威胁着国家疆域的稳定和巩固。如明末广南土府侬土司嫁女儿给安南（今越南）保乐州土司，将三蓬地方数十村寨的地方和土地上的民众作为嫁妆送给保乐土司。然而没过多久，嫁去安南保乐的广南土司女儿去世，广南侬土司提出收回三蓬地方要求，但保乐州土司不答应。经过较长时间的争议，只索回了上蓬中的八个寨子（林超民《明代云南边疆问题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年第2辑）。广南土府“三蓬事件”是典型的土司地区国家治理缺失下有疆无土和土司领主制下跨国联姻引发的割地丧土事例。由此可见，领主制土司土地占有观与国家疆域领土观有本质性差异，存在着边疆巩固的严重隐患。

清代与明代相比，最大差别在于国家治理向边疆和边界地带推进。最重要的举措是通过改土归流，实现土司特殊政区向内地正式政区演变的一体化进程。因为政区作为分地域和分层级的行政管理体系，是国家对行政区域的划分，就其本质而言，就是国家对地方的行政管控和开发，边疆地区行政区划与内地一体化进程，体现了国家治理的行政架构完善、政府管控边疆的深化和宣示国家主权的政治诉求。国家在正式行政区内实现了“编户籍民”和“清丈土地”，标志着国家对土地、人口的全面管理；同时正式政区又是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即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制度）的主体。而土司地区的土府、土州、土县和长官司等是特殊政区，国家只是通过土司对土民进行间接管理，难以像内地正式政区那样政令通达,更难实现掌土、治民、安邦定国。因此，必须进行改土归流，设置与内地一致的正式政区才谈得上边疆治理。

从行政区划入手,考察正式政区在滇东南边疆的时空演进是该方面研究的方法之一。清代滇东南边疆的行政区划经历了无辖县府级政区一有辖县府一县（厅）级政区的演进过程。清朝平定云南后，立即将广南土府改流，康熙六年又将明代临安府（治今建水县）边远的教化、王弄、安南三长官司设为开化府，康熙八年撤广西府（治今云南泸西县城）的维摩土州，将其地分属广南府和开化府（《清史稿》卷七四《地理志?云南》，中华书局，年，第-页）。清前期滇东南边疆形成广南府、开化府两个无辖县的府级政区，国家首次向该地区派驻府级官员和府级管理机构。

但在国家的行政区划层级中，县是丈量土地和编户籍民的行政主体，府不直接“掌土治民”，故改流后广南、开化两府无辖县，土地、土民依然掌控在次级土司领主手中，形成国家治理虚悬之势。边疆治理虚悬危害极大，因为如果边疆有府级政区，没有府之下的县级政区，那么土地和民族人口依然为大大小小的土司或土目、土舍所把持。雍正三至六年中越“大小赌咒河之争”即是因无辖县之府的边疆治理虚悬丧土失地的例证：自公元10世纪安南独立，长期以来中方与安南边民约定成俗地以大赌咒河（在今越南境内的安边河）为实际边界。明清改朝换代之际，安南乘机以蚕食的方式向中国境内推进。雍正年间开发边地矿业始发现安南蚕食越界的情况,然而开化府地方官对此却浑然不知，为逃避责任，开化府知府随指一条小河沟称“赌咒河”，丧土里之地。对此，雍正责令云贵总督高其卓、鄂尔泰严办，与安南力争，最终收回被安南所占80里疆域，尚有50里疆域之地未能收回（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下册，中华书局，年，第-页）。“大小赌咒河之争”后，雍正八年，立即在开化府设置文山县（今云南文山州文山县），乾隆年间改革“不合体制”“不成郡”的云南无辖县府级政区，强化边疆县（厅）设置，至清末滇东南边疆地区县级政区基本完善，是国家治理边疆由虚悬到抵达边界地带时空演进的有力诠释，应作为边疆治理的重要方面进行研究。

年8月，笔者在当地百姓指引下看到马关县城外宽一丈盈尺的所谓小赌咒河时，不由感慨，缺乏国家“掌土治民”的边疆，疆土何以固守？所以研究边疆正式政区设置问题时，不能像以往那样止于府级政区的改土归流，必须将研究向县级政区设置推进。因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最稳定的县级政区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行政单位，国家通过县“清丈土地”和“编户籍民”，实现“掌土治民”；县级政区及被称为“父母官”的县级地方官代表国家负责地方治理、开发和文教建设。只有设置了正式的县（厅）和相应行政机构的地方，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治理。因此，应该以县级政区设置作为边疆治理深入程度的考量重点。

由于边疆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历代王朝在边疆地区设置了多种形式的特殊政区进行间接管理。清代边疆治理的重要举措便是通过改土归流实现边疆与内地行政区划体制的一体化，在边疆民族地区逐步建立与内地一致的行政区划和行政架构，特别是完善县级政区“掌土治民”功能，使之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各项制度）深入边疆的主体，变传统的边疆间接治理为国家直接治理，这是巩固统一、维护边疆稳定的重要政治过程。所以，以“掌土治民”为研究核心，在行政区划视野下拓展边疆治理研究，将是推进边疆治理研究解析边疆发展、疆域稳定的重要方法之一。

二、边疆国防体系建立与边疆稳定研究

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建立的国防体系是国家力量深入边疆的又一重要方面。边防是国防的重点，国家军队是边防的中坚力量，边防体系建设主要以国家军队编制和边防设施布局而构成。滇东南边疆纳入版图虽早，但清代以前少有国家正式军队的进入，主要靠土司作为“藩篱”守边。“藩篱”粗疏和土兵数量有限，使这一带成为清代以前“国防”的薄弱区域，更有甚者，有的地区土司制度阻碍军队的“国防”布局深入。例如，明朝曾经打算在滇东南广南土府驻广南卫镇戍，但终因土司阻挠和瘴疠困扰，广南卫无法长驻镇戍，不得已回撤，设置于云南府城（今昆明市）（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3辑）。明代中后期开始，滇东南边疆地带时常受到来自越南的侵扰，如成化十年，“安南国王黎额母轻调夷兵惊扰边境”，故云南镇守等官奏：“广南府富州与安南所属宣光等处接境，今被以军民啸聚窃掠为词，辄调夷兵万众越境，攻扰边寨，惊散居民”（《明宪宗实录》卷一三二，成化十年八月丁亥）。由于缺乏国家军事力量的驻守，明代后期这种跨界侵扰的情况有增无减。从这个角度说，以边疆军事体系建立作为边疆治理研究的重点，值得重视。

清代国家军队首次进入滇东南边疆地带，是以绿营兵汛塘布局的边防为主，清初设广南营，兵员达余名，属迤东道（秦树才《清代云南绿营兵研究——以汛塘为中心》，云南教育出版社，年，第20页）。开化府处于滇越边防前沿，绿营布防兵力达人之多，虽然有力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但仍未达到边境前线，主要是“守城分防”（伯麟《滇省舆地图说?开化府》，揣振宇主编《滇省夷人图说滇省舆地图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36页）,边境难以安宁。清中后期开化府、广南府“接壤越南在在险要，虽外藩臣服恭顺，而防边之法不可以少懈也”（伯麟《滇省舆地图说》，第36页）。年中法战争，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法国乘机侵犯滇东南边疆，今天马关县内法军修筑的炮楼残垣断壁历历可见,所幸当地清军与刘永福黑旗军及上万汉、壮、苗、彝各民族奋起反抗，将法国侵略者赶出国境，体现了国家军事力量深入边疆护国捍边的重要作用。但是传统帝制时代边防体系难以抵御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侵扰，现代边防体系建设迫在眉睫。清末新政期间，云南边疆开始建设“西防”“南防”两个具有现代边防特征的军事系统。然而所谓“西防”“南防”长期无人能了解其具体内容。年的酷暑盛夏，云南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聂迅在北京住地下室，啃干粮，进行艰苦的资料搜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国家图书馆发现了佚名手抄本《云南南防调查报告》，该报告清晰记录了清末在滇东南中越边境建设的“南防”边防系统，由严整布局的三道防线、军事据点、指挥枢纽与后勤补给的交通通讯网络组成了具有现代国防特点的边防体系，民国初年现代国防与晚清新政的国防体系承袭关系得以揭示，显示了边疆治理中边防体系建设的重要性。

边防是国防力量集中在边疆布防的体现，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的重要力量。清代以前国家军事力量重点布署在内地，而外圈层的边疆地区少有稳定的国家军事力量，未能形成与内地联动的国防系统。清代国家边疆治理举措之一是将国家军事力量推进到边境线，改土司“藩篱”护边为国家军队守卫，创造了相对安定的边疆环境，在晚清抗击法国殖民者侵略过程中，国家军事力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也使长期遭受侵扰的边民得到保护，从而增强了国家认同感。边防研究作为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值得深入开展。

三、边疆治理能力与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研究

在传统帝制中国，主要是君（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而介于君与民之间则是代表国家的官吏。在滇东南通过改土归流和正式政区府、县（厅）的设置，国家才能派出地方官深入该区进行国家治理。因为深入滇东南边疆的地方官代表国家在所管辖的政区内通过模拟、移植和创新实施国家治理体系，即实施内地已经广泛推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相关制度，地方官施政的成效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因此，边疆治理研究还应重视国家一系列相关制度深入边疆的情况，借助地方志是研究清代边疆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因为边疆土司制度是特殊政区，很多在内地普遍实施的国家制度并不在土司地区实施,土司也不按国家规定40年或60年编写地方志。只有改土归流和有正式政区设置的边疆地区才开始编纂地方志。地方志的体例全国统一，是国家政策、制度在地方实施情况的记载，在边疆地区，地方志则记载了边疆治理深化的基本情况，如清丈土地，编户籍民，学校建设等。所以，当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后，通过移植、模拟和创新的方式，将国家各项制度贯彻到边疆，正是边疆地区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所以，研究边疆治理可以通过边疆地区地方志记载探寻国家治理深化的进程，特别要重视改土归流后第一次地方志的编修，其反映的正是改土归流后边疆治理的成效和民族社会的变迁。

清乾隆二十二年开化府知府汤大宾主持纂成《开化府志》，乾隆四十四年广南府知府单光国主持修纂了《广南府志》，滇东南边疆首次有了自己的地方志，首次有了反映国家制度实施情况的记载，如政治行政体制的架构、府县城池衙署的修筑及格局、军事边防的布局、田地赋役数、人口的编户籍民、当地民族称谓及分布、府县官学设置、文庙学宫，乃至仓储、养济院等都在地方志中得以反映，这些都是土司时代不具有的，是国家治理体系落实边疆的实证。

通过地方志还可以考察边疆基层组织和民族社会变迁。清朝在滇东南边疆通过创新移植内地的里甲制度，变土司制度下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社会结构为里甲地域分野的基层社会管理组织，打破了土司领主管控的基础，建立起国家“掌土治民”的基础。滇东南创新性地将内地以户为单位的里甲制度改革为适合边疆民族地区的以村寨为单位的里甲（保甲），清代开化府文山“县属分八里，其村寨共一千七百二十有奇”（伯麟《滇省舆地图说?开化府》，第36页），形成每里约百余村的地域分野,成为今天文山县乡镇基层区划雏形。村寨地域分野的里甲成为国家治理和教化的基层组织位，清以前没有任何学校的滇东南壮族、苗族、瑶族、彝族较多的开化府、广南府，在清代以里为单位设置义学40余所作为少数民族孩童的初等教育机构。义学教育不以科举考试为目的，而以教育少数民族子弟“识字明理”和国家认同为宗旨，义学还承担着教化边民的重任，在边疆进行国家认同教育，宣讲《圣谕广训》等。云南地方志保留了大量《圣谕广训》宣讲文本，这些文本与内地《圣谕广训》内容不尽相同，多为通俗化的甚至少数民族语言编写的宣讲国家政令、移风易俗和国家认同等内容，在边疆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边疆治理促使边疆民族社会变迁，开化府“诗书渐摩，风声日远。夷人列胶庠称儒雅者，往往而有。至于接壤越南，在在险要，虽外藩臣服恭顺，而防边之法不可以少懈也”（伯麟《滇省舆地图说?开化府》，第37页），广南府“自设官建学以来，夷人子弟亦知读书，有列庠序者矣。接壤越南，恭顺向化，界以河不敢私入内地。边境尚称宁谧”（伯麟《滇省舆地图说?广南府》，第40页）。所以，边疆基层社会组织的重构形成了边疆学校设置的基础，带动了边疆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教育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深入边民思想,在维护国家统一和边疆稳定方面，蕴意深刻。

清代滇东南边疆的改土归流和正式政区完善，使国家得以往边疆地区派官置吏,通过模拟、移植和创新实施国家治理体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边疆依靠土司间接管理的局面。地方官吏的治边成效、边疆基层管理组织的重构和国家政治、经济、文教等各项制度的落实，必然带来边疆社会的变迁,这些首次出现在边疆地区的地方志中，因此，边疆地区改土归流后出现的地方志所记载的国家治理体系（各项制度）在边疆的落实情况，可视为边疆治理能力的实效，相关问题值得在国家边疆治理的大视野下进行深入研究。

总之，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治理必定是国家力量深入边疆进行直接管理的政府行为，对学界而言，非常有必要着重考察国家治理体系（各种制度）深入边疆的历史过程及其国家治理能力在边疆的实效，从而推进边疆治理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对滇东南边疆改土归流与正式政区设置、国家边防体系建设和基层社会组织重构的国家治理研究表明：经过有清一代的努力，国家力量抵达最边远的边境地带的每寸领土、每户人家，这个过程中边民感受到的不是“皇恩浩荡”，而是国家治理体系（各项制度）由地方官员实施和基层社会组织重构所带来的边疆地区的社会变迁，使晚清近代处于抗法侵略和护国捍边最前沿的边民强烈地感受到有国才有家，强大的国家力量是边民安身立命之本，对国家认同、热爱和护卫之情在滇东南边民“天地国亲师”的供奉中彰显和流传，国家治理边疆的时空演进历程由此清晰可见。

信息来源

《中国史研究动态》，年第2期，第59-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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